十九岁到二十七岁，是龚自珍思想的发展期。虽是主张巩固边疆之作，但是全篇文章龚自珍将国家内部形势进行较全面分析，看似谋一域实则胸怀天下。"百姓们仍然沉醉于乾隆六十年的盛世，逐渐不思进取。国家应派官员管理新疆地区，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并且将兵力与当地农力结合。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龚自珍认为这些制度消磨了知识分子的心志，使他们受到诸多钳制，从而国家逐渐无可用之人才。
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的诗文很奔放，与当时拘泥于模仿的桐城派截然不同，因此他饱受当时腐儒和卫道之士的抨击。但是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他的作品就被广为流传。他的诗文连接古典与现代，他被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诗人，更是与欧洲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但丁相比。他预料到了衰世，更是提出了诸多社会弊病，他的担忧在鸦片战争后都变成了现实，事实证明他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着超出常人见识与远见。
龚自珍的人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十九岁以前，他在家中学习经学、文学。龚自珍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世代官宦之家，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入仕，在朝廷或者地方为官，且都有文集或学术著作。母亲段驯，是著名的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善写诗，亦有诗集传世。龚自珍童年即在母亲的指点下诵习诗文；十二岁，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解字》；十六岁时，读《四库提要》。在家庭良好的学习氛围熏陶下，龚自珍少年时期就显现出了可喜的创作才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是龚自珍思想的发展期。龚自珍曾两度参与乡试，均告落第，直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他二十七岁始中举。这一段经历使他逐步加深了对社会、人生真实面的认识，并从自己的科场失意中体验到政治的黑暗与制度的腐败。从二十八岁到五十岁去世是龚自珍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他思想的成熟期。他在此期间创作出了诸多文章，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从不同方面表明他对现实政治日益深刻的认识。
在他人生的第二个时期，他跟从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接受了"三世"、"三统"的进化历史观，认识到清王朝已经步入四伏的衰世。面对西北边疆走私与国家内部被英国不断用鸦片进行经济侵略的倾颓之势，他奋力疾呼，"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萧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他的爱国诗篇充满了昂扬激情与热血澎湃，在《又忏心一首》诗中云："佛言劫火遇皆消，何物千年怒若潮？"他的诗篇在封建社会犹如一声声绝响，回荡在日落西山，弊病繁重的清王朝，久久激荡，却始终未能激起较大的波澜。
在嘉庆年间，龚自珍就写成了《西域置行省议》建议国家应在新疆地区设置行省以稳固边疆。虽是主张巩固边疆之作，但是全篇文章龚自珍将国家内部形势进行较全面分析，看似谋一域实则胸怀天下。龚自珍看到了国家内部的矛盾不断加剧，黄河日益为患，然而官员们并不担忧，百姓们也逐渐染上各种弊习，整个国家呈现衰颓之势。
"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百姓们仍然沉醉于乾隆六十年的盛世，逐渐不思进取。从京城开始，"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国家内地域辽阔，却每年却银饷亏空。"地纵数千里，部落数十支，除沙碛外，屯田总计，北才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亩，南才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亩，合计才二十八万八千一百零八亩；田丁，南北合计才十万三千九百零五名，加潜犯有名无实者，二百零四名。"以贵州为例，贵州没有重兵，没有官糈兵粮，入不尝出，每年国家还要赔出五六万两至八九万两。贵州如此，更何况新疆地区。
对于新疆地区的治理，龚自珍提出了自己的治理良方。国家应派官员管理新疆地区，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并且将兵力与当地农力结合。二十年之后，国运必将昌和，统利四海之民。可惜龚自珍的改革建议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是在六十年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时，将龚自珍当年治理新疆的建议付诸实践。李鸿章曾对此评价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
不失古典之心，寻当世之治。龚自珍认为，制策又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材任之，统治者应仿效尧帝任用皋、夔、稷、契勖臣等。他又指出后之人不如前人的原因在于整日专注于无用之学，沉迷于功名利禄之争，而不是礼乐修身，古者学而入政，后世皆学于政。龚自珍认为这些制度消磨了知识分子的心志，使他们受到诸多钳制，从而国家逐渐无可用之人才。
龚自珍一生都在奋力疾呼，他的呐喊是清王朝哀转不绝的警钟，他最终因力主革新而"动触时忌"，以父亲年老为借口，辞官南归。在归途中，他写出了七言绝句形式的大型组诗《已亥杂诗》。大多数人熟知组诗第五首"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中，龚自珍以落红自比，变现自己愿为国家奋斗终生的社会责任感。组诗第一百二十九首"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中，龚自珍借陶潜表现自己的爱国精神，他认为陶渊明虽然隐居田园，但他有爱憎之情，豪侠之气，并非超然物外，像《咏荆轲》和《停云》诗表现了陶渊明的豪情壮志和愤慨不平，说明他并没有忘情于社会国家。龚自珍自己也在归隐的路上，但他的内心也同陶潜一样丝毫没有忘忧国。他也忧虑着国家危难之时恐像荆轲那样爱国之士已不多，自己这样爱国有报效国家才智之人却遭到当朝排挤，内心的愤慨与苦闷跃然纸上。
剑气箫心是他的情感表达方式，龚自珍的诗篇与散文创作悲天悯人，感怀士人之不遇，愤世嫉俗，他成为古典诗作长河中一个傲岸伟立的高士，一面唱着古典的诗歌，一面呐喊着变革。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龚自珍影响着后来一代又一代之人，在中国社会由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他无可争议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