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延续了此派的朝内心追求的想法，所以称之为“心学”。“心学”有个特色是强调自我的重要，在集体意识强的时代或地域，此主张往往有革命性的作用。但廷代尔的构想受到教会与英国朝野反对，当时有法律规定，除非获得主教正式批准，任何人都不准碰触《圣经》，更不准阅读英文译本，认为那些译本都是邪魔外道，违者将被处死。据史书所记，现场观众叫好声雷动。
《阳明学十讲》
周志文 著
中华书局出版
“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自小不受绳墨约束，不喜“儒家四平八稳的那套”，喜兵法韬略，有经略四方之志，后又对道教、佛教感兴趣。然真正“折节”做起正统儒家学问来，冲突、波折不断，困顿、挫折接连，好奇和怀疑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构筑起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学。
《阳明学十讲》是学者周志文先生基于讲稿整理而成的新作。作者有着深厚的学养，秉持“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的态度，通过对阳明学之前儒学历史的溯源、阳明学出现的背景分析、阳明人生与学术的精到论述、王门后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使读者能够在平易而有力的话语中，深切感受到王阳明“不世出之天姿”，“冠绝当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业与文章。
后记
阳明学其实很简单。阳明所标举的“良知”二字，是从孟子来的。孟子把“良知”与“良能”放在一起，比喻人的自觉与本能，阳明把“良知”与孟子说的“四端”结合起来，说人的“良知”就如同人都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又是人的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源头。孟子认为这“四端”人人都天生具足，是无须朝外去追求的，只须朝内心去找寻就够了。阳明延续了此派的朝内心追求的想法，所以称之为“心学”。“心学”有个特色是强调自我的重要，在集体意识强的时代或地域，此主张往往有革命性的作用。
阳明又主张知行合一，当然这也是道德哲学的范畴。他曾举《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为例，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后别立个心去恶。”这些话都是针对宋儒把《中庸》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与笃行分开来看所衍生的问题。他认为道德有关的知识与行为，应连成一体，是不可分的，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像这类关键性的话，他都说得明白妥帖，也很准确。
世上终有善人恶人之别，然而恶人也是有良知的，只是良知后来泯灭了，所以阳明晚年标举“致良知”，要把良知找回来。找回良知有很多方法，牵涉的问题也不少，但这个思维要你回头注意自己的心性，不要在外在事物上浪费精力，也没太令人费解之处。
总之，阳明学说白了就是一种简单的做人哲学，上天给了我善的禀赋，我只要找出它并好好发挥开来，人人都可以达到圣贤的地步，这也是孟子说过的“人皆可以为尧、舜”。
阳明最触动人心的话是：“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母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重点是说良知人人都有，不假外求。又说：“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他说的“灵明”就是指自己最高的自由意识，也可解释为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这灵明得到机会，就会随时又随机地在我们身上涌现，它是世间一切真理与价值的判断基础。阳明说这话时斩钉截铁，毫不犹疑，可见他的自信。
他将知识分子与一般人的界限打破，肯定任何人都应该也能够参加知识与心灵的高贵活动。他最震撼人心的话是：“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他不以语出于孔子为必是，不以语出于庸常为必非，可见他心中只有真理而无偶像。他又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传习录》）这是他思想的社会倾向。
阳明跟传统的“士”不太一样，他一生除了在知识领域有所建树之外，还为国家平定了几个严重的乱事，建立了不少军功，这源于他既有才能又恰好有机缘。而他的军功也跟别人不同，每次平定了乱事，他除了在当地重建或新设书院，以培植人才之外，还广设乡约、社学，以推广平民教育。一次他在答人问“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时说：“不是圣人终不与语。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传习录》）他从不放弃“愚夫愚妇”，说他们也许累积的知识不够，但可以“慢慢琢磨他起来”，孟子说人皆可为圣贤，他认为也该包括“愚夫愚妇”。
阳明所提倡的，是一种含有觉醒意味的心灵的活动，原先也许只是为个人，但后来这种思潮逐渐影响社会，就变得十分复杂了。我不由得想起欧洲宗教改革，欧洲从胡斯到马丁·路德之后，宗教改革者有个很重要的思维就是“信众参与”。胡斯所建立的“圣杯教派”，就是反对在弥撒中只有主祭的神父可以高举圣杯饮象征救主宝血的红葡萄酒，他认为信众也可以；马丁·路德则提倡信徒可上台证道演说，圣坛不专属于主教或司铎。他们的目的在于反对教廷把持一切，包括弥撒的礼仪与对教义的解释，主张信众都该有参与的机会。底下的人不再是被牧的羊群，而成了独立有思维的人，尽管宗教改革者所提的意见，仅限在宗教一方面，而其影响却不仅于此。
这种思想的基础跟阳明所说的很接近，只要把宗教改革者心中的“一般信众”，换成阳明口中的“愚夫愚妇”就成了。我又想起另一个英国宗教家威廉·廷代尔。
廷代尔（William Tyndale， 1494—1536）出生比阳明稍晚，但他们基本处在同一时代，那时英国还信仰天主教（英国“国教”还没从天主教分立出来）。当时教会有许多规定，是后世人想象不到的，其中包括《圣经》不准许有英文本，因为英文被认为是通俗又低贱的地方语言，不配用在《圣经》的传述上，教会使用的是拉丁文，《圣经》也只有拉丁文的。廷代尔自己也是神职人员，他对英国教会非常失望，因为大多数的神职人员不懂拉丁文，神学训练当然就很差，廷代尔想，何不译出英文本的《圣经》来呢？他自省有翻译的能力，就想亲自动手来翻译《圣经》。
但廷代尔的构想受到教会与英国朝野反对，当时有法律规定，除非获得主教正式批准，任何人都不准碰触《圣经》，更不准阅读英文译本，认为那些译本都是邪魔外道，违者将被处死。廷代尔要想翻译必须获得当时主教滕斯托尔（Bishop Cuthbert Tunstall， 1474—1559）的允许，但滕斯托尔处处设下关防，刁难他，也不见他，他只得偷偷做这件事。英国风声太紧了，他只得越海到了德国并寻求新教派（马丁·路德派）的协助，最后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住下来，费尽力气，终把《圣经》译完。
滕斯托尔译完《圣经》，又在友人的帮助下印制了一定数量的经书，经各种途径运送回英国，却都被教会主持的法庭没收并烧毁，十年之间只得不停地再印再运。1535年，隐居在安特卫普的廷代尔因友人出卖而被捕，当时伦敦的主教已换成更为严酷的斯托克斯利（John Stokesley， 1475—1539）了，1536年廷代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以私译《圣经》的罪名被处死，勒毙后当众焚尸，死时他才42岁。据史书所记，现场观众叫好声雷动。
廷代尔的译本被法律所禁，其译本自身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写《乌托邦》（Utopia）一书的汤马斯·摩尔（Thomas More， 1478—1535）就指责这译本错误百出，廷代尔也自认为译得不够完善。在廷代尔死了四年后，英国终于允许英文本的《圣经》上市了，这证明情势要是转变是谁也挡不住的。而流行的四种不同英文译本，大多是基于廷代尔的译本而译成的。
为什么要说这一段故事呢？廷代尔认为英国的一般民众都有阅读《圣经》的权力，也有了解基督教真义的必要，所以他将供在殿堂上仅有仪式功用的《圣经》译成一般英国人读得懂的英文。他的眼光与企图，仅限在基督教教义的宣导上，自然不如阳明说的“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的意思深，阳明关怀的层面显然要比廷代尔的大得多，但他们都为下层民众设想，出发点是一样的。
这一套思想在中国其实来源很早，在《尚书》的时代，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念了，当时虽没有今天的民主制度，而“以民为主”的想法是很普遍的，所以阳明重视“愚夫愚妇”，主张人人具有良知，很容易被一般中国人接受。但以为这是公理，任何地方都存在，那就错了，譬如在中国邻近的印度就是个例外。印度是个阶级意识分明的社会，严格的阶级是不容跨越的，佛教便产生在这个社会，所以印度佛教本身便带有强烈的阶级性，佛、菩萨、罗汉、声闻、帝释、比丘等，地位是完全不等的，由这些不同阶层所体察、所解释出来的佛教精义，也自然有高低深浅的差异，譬如佛或菩萨开口说话，比丘就算有再高明的意见也只得闭嘴。
这一点非常有趣，在《传习录》中，经常看到弟子与阳明为学理所作的争辩，有时甚至于有斗气的场面，这情形在《论语》《孟子》书中也可见到，可见平等观念一直深契中国人心。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就受到中国的平等观念所影响，阶级意识逐渐消失了，变成讲万物皆有佛性、众生平等的观念了。我既有佛性，成佛的手段掌握在我自己手上，则一切便无须他求了，这跟阳明一派说的“现成良知”是一样的，主张完成自我便成了圣贤，在禅宗，就变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禅宗谈的是佛教的道理，而这套说法其实不是来自印度，精确说不是来自印度的佛教，而纯粹是中国人才有的一套思维方式。
中国当然也有高、低层社会，阳明思想在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革命性的作用，巩固了既有的平等思潮，这跟同时期欧洲所进行的宗教改革是完全不同的。就算是革命，阳明思想在中国产生的是启迪式的革命，而不是血淋淋式的革命，当时反对阳明思想的人也很多，但双方都很克制，也讲礼貌，在中国没有因主张不同而人头落地的现象，究其原因，是中国社会比同时期欧洲要更文明的缘故。假如把这种待人的方式视为维护“人权”，中国在阳明的时代，要比同时期的西方维护人权的程度不知要高多少倍。
以上所说，是这本小书的许多杂感之一，这类的感想，要说是说不完的，就此打住吧。中国有中国的光荣与病痛，也有对应这些光荣与病痛的特殊方式，说不上必然是好或必然是坏。阳明学在中国是个思想上的启发，阳明生前死后，曾澎湃过一阵，但在后面的清代，几乎不再有人谈他，因为他之前的古典思想，又席卷了整个社会，阳明学便被冷在一边了，说起来有点可惜。不过潮起潮落，也是必然的现象，阳明学传到日本，局势却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日本人将良知学与他们原有的尚武精神结合，刻苦自励又强调事功，让明治前后的日本风气为之大变，一度成为他们现代化的关键。
这本小书是广播讲稿改成的，听众是一般人，所以尽量做到口语化，要把事说得平易近人，有时不得不引用原文，也要选明白易晓的，不搬弄学问，故作虚玄，也不搞“退藏于密”那一套，所以全书不做烦琐的注解。又由于阳明的书还算普遍，寻之颇易，也就不用特别介绍了，所以书后没列参考书目。阳明学的论著很多，也容易看到，学者论文大多在小地方兜圈子，引证考据往往过于专门，外人读之困难，所谓治丝益棼是也，便也决定少引证他们的说法了，这样使全书清爽些，也许有利于大众阅读。
不论时代怎么变，我以为阳明之学，还是有存在的价值，而阳明这个人，也值得后世的我们关注。苏东坡有诗云：“大木百围生远籁，朱弦三叹有遗音。”声音来源很远，也很微小，但不论是大木的远籁，或是朱弦的遗响，自有它的吸引力，终会被想听的人听到的，当然，此二者是就阳明的典型与垂范而言。
作者：周志文
编辑：蒋楚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