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将这些归为了捉摸不透的天意。实际上这是司马迁的故意为之，而不是对无法解释的事情做出强行解释。之所以说故意，是因为司马迁着重强调了偶然和原则的关系。成一家之言在达到前两个阶段之后，司马迁的最后一个挑战便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出乎意料的是，想要成为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没想到《史记》成为了二十四史之首，更是被冠与了太多名号。实际上司马迁认为灭秦的并非汉，而是楚。
在鲁迅的眼里，《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清代学者章学诚眼里《史记》是“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然而这些并不足以概括《史记》的真实价值，探寻一本著作的意义，还要从作者出发。实际上作者司马迁很早就已经对我们述说了《史记》的创作初心，在《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段话不但是对《史记》的高度概括，更是对司马迁心血凝结的核心所在。
《史记》
究天人之际根据司马迁的自述得知，《史记》分为了三个层次，其中究天人之际便是第一次。字面的理解来看，只是探究天道和人道之间的边际，但司马迁所透露出来的深意远不止此。司马迁属于儒家，在儒家思想中规矩使然，每一个层次之间都有着严格的规定，逾越则是不可饶恕的。比如儒家讲究修养，以仁、恕、诚、孝为主；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德行为。然而在历史当中却多是品德不佳夺得天下的案例，又或者是多有好人不长久，坏人万万年的悲剧。
司马迁撰写史记
其中最典型的就有秦朝的建立，不但是在后世人的评价当中，哪怕是身处于汉朝时期的汉朝人也都认为秦朝成为正统很不可思议。秦原本只是一个边陲小国，而且文化修养方面不如中原地区。就如同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提到的：“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在道德修养方面，数鲁国和卫国最差，但秦还不如这两个国家。在军事力量方面，三晋赵魏韩的兵力也比秦强。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秦能统一，击败一个又一个强敌呢？也正是因为没办法解释，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一句“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司马迁将这些归为了捉摸不透的天意。
汉高祖刘邦
同样的案例还有汉朝的兴起，相比起韩信，刘邦统帅能力不如他；管理才能又不如萧何，运筹帷幄又不如张良。然而得到天下的却是刘邦，一个早年前混迹街头的混混。在道德修养上，刘邦曾做过为了逃难抛弃子女的事情，论品德刘邦曾多次蹭吃蹭喝不事农桑。总体来看刘邦与皇帝的距离都很遥远，但历史偏偏就选择了他。这同样无法解释，司马迁只能形容道：“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一样是归咎为天意。
实际上这是司马迁的故意为之，而不是对无法解释的事情做出强行解释。之所以说故意，是因为司马迁着重强调了偶然和原则的关系。强调天意是为了起到警示作用，天下那么大，王朝兴衰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左右的，像秦始皇和汉高祖，都属于偶然。比如很多人在做坏事会心存侥幸，某人做过就没发现，我不明显就不怕发现等等；这也就失去了原则，相信了偶然。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如汉高祖一样幸运，平凡人就应该遵守原则。而偶然和原则之间的界限，就是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第二阶段目标，但在了解之前需要带上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存在规律吗？”
司马迁
答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历史无法复制，虽然王朝的更迭、朝代的兴衰以及战争、灾难；这些看似都有着一样的诱因。比如王朝兴衰多于女人有关，夏朝的妺喜，商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又比如战争的爆发多和地方分裂吞并有关，比如周王朝的诸侯，汉朝的州牧，唐朝的节度使等等。但这些所谓规律只是古今之变，就如同大树生长一般，属于常识不属于规律，司马迁也没有必要去研究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么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通的什么变？
历史的规律
透过表象看本质，历史中出现了很多历史人物，每个单独个体都有着不同的个性。但这些性格不同的人会生活在一片天空下，国家发生战争，那么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但有趣的是，面对同样的困境时，每个人的反应也会不同。这就是司马迁所探索的“变”；那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后，采取什么样的做法，事实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改变。这背后的规律，才是影响一段历史的关键。毕竟历史的组成部分中，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成一家之言
在达到前两个阶段之后，司马迁的最后一个挑战便是“成一家之言”。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一家并非说只此一家，而是指的特殊独立。记录历史的史学家不计其数，单纯去记录文字和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就如同现在我们讲故事，故事本身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无非是人物情节和发展逻辑。那么做出不同区分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灌输在故事中的精神和价值观。而司马迁的价值观就是不断怀疑，作为历史收集者，他写下的就是真实历史吗？
司马迁
出乎意料的是，想要成为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没想到《史记》成为了二十四史之首，更是被冠与了太多名号。以至于后世人在探究历史时缺乏了思考，认为既然出自于《史记》，那么可信度不用排查。其实并非如此，《史记》成为一本著作，甚至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原因在于《史记》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纪传体的开创。并非是因为《史记》中记录的都是正确的，这本不是司马迁的初心。
《史记》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将自己的精神和价值观灌输在了《史记》当中，他想要的是读者的思考和怀疑。为什么会这么写？作者想要表达什么？这才是司马迁喜闻乐见的事情。这一点也很好印证，在《史记》的体例当中多有冲突，或者是打破常规的做法。比如本纪是记载帝王的章节，然而司马迁却写下了《项羽本纪》，而这就是引发读者思考，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实际上司马迁认为灭秦的并非汉，而是楚。这也就是司马迁的价值观，真实直接不隐瞒，正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的作者）的评价一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正是司马迁的独特和不迎合（不因为汉朝成为正统，就不推崇项羽。），才成就了《史记》的一家之言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