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主要有两型。夏禹，成为最大的社神。行礼之地举行的农业仪式，还可以从后来的先农坛和皇帝在规定时所举行的初耕礼中有所透露。食在皿中经过调味而达到最好的美味，方谓之盉。刘正国认为应命名为骨龠。都是这一地位的反映。在远古仪式中，与饮食与音乐一道达到和的观念的还有仪式中人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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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法
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宇宙演化，万物生长，讲究“和实生物”；大千世界，万物并行，提倡“和而不同”；人以群分，交流互动，最好“以和为贵”，审美领域，文艺创造，追求“以和为美”……和的思想核心是什么，与和的思想的起源相关。《说文》释“和”曰：“相应也，从口禾声。”和的词义是“相应”，即宇宙中的应和法则；词的来源是口与禾。从甲骨文看，最先是禾。“禾”主要有两型。一是，呈一株粟的根、茎、叶、穗全貌，二是，在全貌的基础上还把最后的结果穗突显了出来。禾用为庄稼总名，南方之稻和北方之黍都包括在其中。中国历史从文献上看最早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神农氏作为远古的符号，盖应是中国农业文化经过数千年（约12000年前至8000年前）演进后进入兴旺时期而产生出来的。从时间上讲，南方之稻先于北方之粟，因此，起源于南方又由南而北的炎帝成为最后一代的神农，作为神农之子的“柱”则成为土地之神。后来有炎黄之战，黄帝成为胜利的一方，不但成为天帝，而且也成农业发明者，而与黄帝有关联的稷，取代柱，成为具有神农内容的土地神。神农、炎帝、黄帝、柱、稷，不妨看成中国农业于约8000年前四处勃兴演进到4000年前夏王朝建立这一灿烂时期东西南北各地农业族群的总体概括和符号表征。夏禹，成为最大的社神。把“土”神化按“中”的方式加上“示”即为“社”。在由神农、炎帝、黄帝、柱、稷、禹为代表的社神观念的演进中，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和。从神农所象征的农业，以及由农业而来之和，把其之前的用燧人来象征的发明火以来的思想演进与用伏羲来象征的发明仪式以来的思想演进，在农业实践中进行了新的提升。从神农到夏禹，又以农业实践为基础联系文化整体对和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这从金文的和字可以看出来。且从金文和的三形看：，第一形从禾，第二、三字从木。《说文》禾有两义，一为庄稼本义，二是作为观念的“木”。从燧人氏的钻木取火，木就与观念相连。烈山氏的火耕与炎帝的火德，是这一观念的深化，伏羲氏在木型中杆下仰观俯察而成八卦的思考，是木与宇宙观念相联的演进。先秦文献附在伏羲氏上的内容，是围绕着天－北极的中而形成的整个宇宙图式，这一宇宙图式在《易纬·通卦验》也被归入燧人氏，当然更重要的是伏羲作为文化符号不但与渔猎、采集、畜牧有关，而且由之而进入到农业时代。可以说，伏羲的“仰则观象于天”把农业之前和农业之后的历史关联起来形成一个中国远古天象演进的整体。伏羲传说在中国古代的西北、东方、南方的广泛存在，以及与伏羲相关女娲传说在伏羲传说地域内外的广泛存在，可以看成中国天道在远古的演进，中国远古的天道，从《尚书》中《尧典》里二至二分的四大节气和《洪范》中一年分水火木金土五季，到《夏小正》和《诗经·七月》的十月历，到《逸周书·时训解》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和《管子·幼官》的三十节气，到《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的十二月体系，农业生长之禾与天道运行之和紧密关联起来。由禾而来的和，内蕴三大内容：第一，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农作物成长，是种子、土地、天气、人力多方面的合力方有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强调空间组合的定义。单一因素相加只有“同”，多种因素巧配方成“和”，这就是《国语·晋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第二，和是得时而中。庄稼生长，天时影响最大，在生长期间的主要时点，都逢适宜其生长的气候，如《说文》释“禾”所讲：“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而中，故谓之禾。”强调的是时间组合，作物生长中，得到主要因素最好配合，“时”是重要时点，“中”是与目标相合。第三，和是虚实相生。农作物要生得好，与整个宇宙相关，在空间性因素组合里、时间性的行进中，既有人可把握的可确定的实的一面，又有人难把握的不确定的虚的一面，那不能把握的虚正好与可以把握的实相合，一定有好收成。由农业实践之禾而总结出来的“和”的三点，进一步体系化，就是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木、火、土、金、水，既是五种基本物质，宇宙万物都可以归结为五行；还是宇宙万物所居的空间方位，各种空间都可以归为东、西、南、北、中；又是宇宙万物在时间中的运行，春、夏、长夏、秋、冬。在宇宙之中，物质、空间、时间在形成具体时空中的事物时，都有实的一面和虚的一面，阴阳五行可画出各种图式，可以多面地展收，无限地伸缩。中国之和的虚实之韵，在这时呈现。总之，阴阳五行之和，内蕴着前面讲中国之和的三点内容。
从远古以来对农业实践之禾进行和的总结，是在原始仪式（礼）中进行的，仪式中最重要因素有行礼之地、人、食、乐。行礼之地举行的农业仪式，还可以从后来的先农坛和皇帝在规定时所举行的初耕礼中有所透露。这是古礼分化后的情景，远古之时，各种功能之礼是统一的，对农业之禾在仪式中的思想总结和演练，也扩展到礼的其他方面，在中国思想的形成中，由禾而来的和的思想，同时也在饮食之和、音乐之和、政治之和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饮食之和的语言体现是：盉。盉由两部分组成：禾和皿。这里，禾是粮食的总称，皿是食器的总称。禾加皿，意味着禾之食经过食器之皿，由生变成熟，而且不仅是由生变熟，还要变成味之最美者，这就需要禾加皿而产生的新质，《说文》释盉：“调味也。”食在皿中经过调味而达到最好的美味，方谓之盉。盉何以声和而不为其他读音，关键在于，达到了饮食之盉即达到了文化之和，而且文化之和最主要就是由饮食之盉来体现的。盉=和。盉是禾经过皿而来，生长出三个方面，第一，一种独特的饮食体系，中国后来名扬天下的八大菜系盖源于此。第二，一种独特的食器体系，中国远古彩陶和夏商周的青铜器的辉煌盖由于此。第三，一种独特的观念体系，中国远古的仪式的缘起，就与饮食相关，《礼记·礼运》讲“凡礼之初，始诸饮食”。随着仪式由中杆到坛台到祖庙到宫殿的演进，饮食之盉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表达上，也汇入了文化之和的思想体系之中。
音乐之和的语言体现是：龢。《说文》讲龢是“从龠禾声。”龠是什么乐器，从汉代到今人都众说纷纭。从逻辑上讲，远古仪式之乐，最初以打击乐为主，从磬到鼓，然后以管弦乐为主，琴和龠开始重要，二者皆与音乐宇宙相连。因此，龠不仅是一种与音相关的具体管乐，比如籥，而是与侖相关的求律之器。约8000年前左百的舞阳骨管，陈其射说，“已经具备了十二平均律因素”。刘正国认为应命名为骨龠。当龠作为求律之乐的词义用时，从器形讲的管乐器就用具体的籥来表达。当龠成为律准时，在音乐上曾有最高的地位。陈旸《乐书》讲：“龠为众乐之先”，朱载堉《律吕精义》说：“籥者，七声之主宰，八音之领袖，十二律吕之本源，度量权衡之所由出者。”都是这一地位的反映。当龠的求律达到应有的深度，音乐之和与农业之禾、饮食之盉，有了普遍性的相通时，由管龠而来之龠就成为具有音乐普遍意义之龢。当禾、盉、龢汇入更为广大的文化普遍之和时，农作物之禾、饮食之盉、音乐之龢就都用和，从而禾、盉、龢或降为具体之物，或废止不用。
在远古仪式中，与饮食与音乐一道达到和的观念的还有仪式中人的服饰。这里，人对自然身体进行文化的改造，最初是在裸身上进行刻画之“文”和用兽皮鸟羽进行饰身之“彣”，无论是文还是彣的身体，图案和色彩合一的“色”的规律成为重要因素。身体之文进一步演进为朝廷冕服。《后汉书·舆服志》讲远古圣人“观翟之文、荣华之色，始作五彩，成以为服。”《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段话讲了三层意思：一是从色的规律，即“物一不文”和“五色成文”的原理，讲和是多样性的统一；二是色之和来自宇宙整体运行之和，内蕴“得时之中”和“虚实之和”在其中；三是朝廷冕服的色之和与社会治理的等级之和紧密相关。前两点是从色的方面丰富了由农业之禾而来的和的思想，第三点，则用政治社会之和扩大和完善以前的和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强调了和是以中为核心的等级制为前提的。正是宇宙之和来自于北辰为中心的气化运行，政治之和来自以朝廷为中心的政治运作。有了这一点，中国文化之和形成了思想体系。宇宙之和从北辰之中发出，如《左传·昭公元年》讲了由北极-极星-北斗为中心而展开的运转：“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降生五味（酸、苦、甘、辛、咸），发为五色（青、赤、黄、白、黑），征为五声（角、徵、宫、商、羽）。”《礼记·礼运》讲了宇宙之和的运行：“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五声、五色、五味，演为宇宙万事万物的和谐运转。天下的政治之和由朝廷之中发出，在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中达到华夏社会的等级之和；进而在华夏四夷八荒的天下时空里，获得华夏与诸夷的文化等级之和。在中国文化中，多样统一，得时之中，虚实相和，等级成和，成为宇宙和社会的规律，人要体会这一规律，投身到宇宙和社会的和谐运转中去。金文以及隶楷的和字，都有“口”，这口，既是人与宇宙之气互动的呼吸之口，与世界进行能量交换的进食之口，又是人表达思想、言说、规划世界之口，发布政令、召策、会盟等政治方式之口。这口由远古族群的巫之口演进到统一王朝的王之口，其与和的思想的紧密关联，《国语·周语上》用“味以行气，气以充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讲了领导者由味到气到志到言到令的味和而心和而政和的逻辑关系。这里“味”为举例言之。按其理，同样可从冕服之色之和与礼乐之声之和进行由此及彼、由点到面的展开。
总之，中国文化之和，包含四大要点，一是“不同而和”，二是“得时之中”，三是“虚实之和”，四是等级之和。第一点与西方的和谐思想约同，其余三点皆不同。约同之中，应悟其异；不同之中，“虚实之和”最为要紧，“等级之和”最堪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