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在大连的大哥、二哥、大妹听到岳父被害的噩耗，第一时间赶到临朐九山，看望岳母及子女。大连亲人的关怀，岳母一直挂在心上。烟台港候船厅的门大开着，里面坐着很多等船的旅客。我对郭修民二哥说了去大连探亲买不到船票的情况，他立即打电话给烟台港售票处，要买三张去大连的船票。因为边防检查站和烟台港有直接业务关系，所以他们很痛快地给留出三张四等仓船票。轮船经过一夜的航行，于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到达大连港。
大 连 探 亲 记
初业生
1968年11月，我岳父桑雨田在临朐县京剧团被造反派迫害至死，岳母及子女被打成特务家属。岳父在大连的大哥、二哥、大妹听到岳父被害的噩耗，第一时间赶到临朐九山，看望岳母及子女。从这以后，他们每月都给岳母寄钱抚养子女，直到1978年9月岳父冤案平反昭雪。
大连亲人的关怀，岳母一直挂在心上。她想着，等孩子长大了，一定让他们去大连看望三家亲人。答谢他们十多年的救难之恩。
1980年7月，我师范毕业分配到九山初中任数学教师。我岳母就住在九山公社的小博石村。1980年秋天，岳母让我和未婚妻及大内弟去大连看望三家亲人。那时候我们家里很穷，人人都是衣衫褴褛。我和未婚妻定婚没花一分钱彩礼，而我的一身新衣服还是未婚妻用工资给买的。我刚毕业两个月，每月工资29.5元，上学借的钱（几十元书费和路费）还没还上。手里剩下的那点钱，也就巧好够买饭票的。
所以，去大连的花费和礼品都是岳母准备。我已出嫁的姐姐听说后，向生产队赊了20斤栗子，让我带到岳母家。岳母把20斤栗子和带皮的花生炒了，装了三大提包，这就是我们去大连走亲戚的全部礼物。
岳母又烙了一锅火烧，包了一包袱，让我们带着路上吃。岳母又将八十元钱装在一个小布袋里，用线缝在未婚妻上衣里边，并用关针将袋口关严。这是来回买票的钱，那可得万无一失。
一切准备妥当，我去九山邮电局发了电报，告诉大姑我们到烟台的时间。大姑收到电报，就会知道烟台至大连的船几点到。她们到时间去大连码头接我们。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带上准备的物品，从九山乘车先到临朐，后转车到益都火车站。在火车站经过排长队，好不容易买上了三张中午十二点多的火车票。我们提着大提包和包火烧的包袱，随着人流挤进了开往烟台的火车。当找好座位，把物品放到行李架上，我们才舒了一口气。
刚坐下不一会，就听到汽笛长鸣。接着，火车喘着粗气慢慢开出益都站，在铁轨上咣当咣当向东奔驰。当火车驶入胶东平原，我们的心情也变得宽阔起来。一片片成熟的玉米和高粱从车窗快速闪过。远处的玉米高粱随风起浪，一直涌到天际。
因为我没见过大海，所以一看到起伏的绿浪，就诱发联想:“大海是什么样子？海浪高吗？我们要乘船跨越渤海，那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越想越兴奋，恨不得立刻就到烟台，立刻坐上去大连的轮船。
可火车不懂我们的心情，还是咣当咣当不紧不慢地行驶。直到晚上八点多钟，火车才缓缓驶进烟台火车站。我们背着大包小包走出火车站，向出站口的服务员一打听，才知道烟台港就紧挨着火车站。
烟台港候船厅的门大开着，里面坐着很多等船的旅客。售票处就在候船大厅的北侧，只有一个售票窗口。我从窗口上面一张说明上看到，烟台至大连每天只有一次航班，开船时间是每晚八点，售票时间是每天上午八点。
要想购买船票，还得等十二个小时。我们找了三个空座位坐下，从包袱里拿出火烧，每人吃了两个。
候船厅内不供开水，在大门外十多米处有一卖热水的。价格是一角钱一暖瓶，二分钱一搪瓷缸子，大缸子需要四分。我和内弟买了三缸子热水，端回去每人喝了一缸子。
离卖票时间还早，我们想在座位上睡会觉。但候船厅内很吵，无法入睡。那季节天还不冷，我们便找了几张旅客丢弃的旧报纸，铺在候船厅外的走廓里。然后将所带提包堆放在中间，我们三个在两边，双手抱膝开始睡觉。不一会，爱人和内弟就睡着了。我怎么也睡不着，只是偶尔迷糊一会。
天刚放亮，我就走进售票厅。这时，购船票的人已排起了长队。我赶紧挨在了长队的后面。等到八点，售票窗口开了。但没卖几张票，窗口就关了。我问候船厅内的服务员，他们说船票卖完了才关窗。
没有办法，我们又在售票厅外走廊里等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到售票厅等着买票。但我又来晚了，售票窗口前又有二十多人排着队。与昨天一样，售票窗口打开，没卖几张票窗口又关了。
我悻悻地离开售票厅，就去外边买水喝。买水时我问卖水的老大爷:“大爷，我想买三张去大连的船票，怎么窗口一开没卖几张，票就没了？”听了我的话，大爷说:“船票都走后门卖了，在窗口只卖剩下的几张。”听了大爷的话，我想:“看来在窗口等是买不到船票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售票厅门口团团转。
面对浩瀚的大海，我没有心情欣赏这美丽的景色。我绞尽脑汁地想:“在烟台我们有没有认识的人？有没有能够买票的关系？”我想了好久，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我们大队的老乡郭修民。他在烟台边防检查站当军官，找他帮忙是不是能买到船票？想到这里，我就决定去找郭修民。
我走出烟台港，在大街上漫无边际地找。遇到人我就问:“同志，烟台边防检查站在哪里？”人家都是回答不知道。就这样，我找了一上午，不知走了多少大街小巷，也没找到烟台边防检查站在哪里。
当我就要决定返回烟台港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解放军。我向前问:“解放军同志，您知道烟台边防检查站在哪里吗？”那解放军回答:“知道，就在前面，离这里不远，我带你去。”说完，解放军同志把我领到了烟台边防检查站，他就告辞了。
我一走进边防检查站，正好碰上了老乡郭修民。他看到我打了一楞，然后哈哈地笑了，说:“看柿饼的！当年看柿饼时是一个小孩子，现在长成大小伙子了。”
需要说明一点，郭修民为什么叫我看柿饼的。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冬天，我大队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和一个保皇派（保原村干部）组织，我参加的是保皇派风雷激战斗队。风雷激战斗队每天晚上在我们生产队烘烟屋里开会（烘烟屋冬天闲置），我也每天晚上跟着大人去听会。两间烘烟屋的一间堆满了柿饼，柿饼上面盖了一层苫子。
有一天晚上，我趴在盖柿饼的苫子上睡着了。大人们开完会就锁上门走了。等我睡醒了，发现屋里漆黑一团。我感到很害怕，就抓住门使劲拽，边拽边没命地嚎哭。哭了一晚上，嗓子都哭哑了。等到我大爷一早背着粪筐拾粪，才听到了我的哭声。他叫来生产队长和保管员，打开了两把锁，我才哭着回了家。
从此，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叫我看柿饼的。郭修民参加的是风雷激战斗队，他每天晚上也到烘烟屋里参加会议。他对我很熟，在村里论辈分我叫他二哥。所以，他当兵前见了我都叫我看柿饼的。
我对郭修民二哥说了去大连探亲买不到船票的情况，他立即打电话给烟台港售票处，要买三张去大连的船票。售票处的人说当天船票已售完，只能买第二天的船票。因为边防检查站和烟台港有直接业务关系，所以他们很痛快地给留出三张四等仓船票。
郭修民二哥带着我去烟台港取回了所带的物品，我爱人和内弟一块来到边防检查站接待处。二哥安排伙房做了饭和菜，并开了一瓶白酒招待我们。吃完晚饭，二哥和我们拉起了家常，一直拉到凌晨一点多钟才睡觉。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吃了饭就中午了。我们在边防检查站一直待到吃了晚饭，才去了烟台港。二哥带我们去售票办公室取了船票，把我们送到船上，找到床位。直到轮船快要开了，他才下船回边防检查站。
随着一声气笛的长鸣，轮船缓缓驶出烟台港，我们的心才慢慢安静下来。我对爱人和内弟说:“这次幸亏老乡郭修民二哥帮忙买票，要不我们在烟台再等三天也恐怕买不上船票，太感谢我的老乡郭修民二哥了。”听了我的话，爱人和内弟都笑了，说：看来我们这次探亲还很幸运。”
轮船经过一夜的航行，于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到达大连港。我们背着包下了船，一走出出站口就遇到了接站的大姑和两个女儿。亲人相见，心里有说不出的那种亲切。大姑紧攥着我爱人的手，说：“自从接到电报，我们娘仨每天早六点就来接站，前两次没接到，就想到你们在烟台买船票肯定遇到了困难。”
大姑领着我们，坐上公交车去了她家。大姑家在沙河口区的一座家属楼上，这座楼只有上下两层，每户都是上下楼。大姑住着不太大的上下两层，一出门口就是大街。我们到了大姑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感到既亲切又温暖。大姑夫忙着端茶倒水，大姑和两个表妹下厨房一起忙活，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让我们多吃。我们也不客气，放开肚子使劲吃，人人都吃得肚儿圆。
第二天，吃了早饭，大姑就带我们去看大爷。大爷离大姑家不远，他也住着上下楼，房子比大姑家稍大点，一楼有一个小院。我们去时，大爷坐在小院里的一把椅子上。大姑向大娘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大娘又对着大爷的耳朵说了一会。只见大爷眼里滚出了泪珠，一只手比划着，嘴里啊——啊——啊了几声。我们都不知道大爷要说什么，我们三个都跟着大爷流泪。
大娘对我们说:“你大爷是脑血栓后遗症，现在不会说话。”听了大娘的话，我们的泪水又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们对大娘说了一些家里的情况，就放下礼品，跟着大姑回到了她家。午饭后，大姑又带我们去看二大爷。
来到二大爷家，全家人起来迎接我们。最高兴的数二大爷，他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快言快语，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豪爽人。听大姑说过，二大爷没有文化，当过兵，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得了不少军功章。今天一见，才觉得桑家也有这么一位关云长。在二大爷家吃了晚饭，大姑又带我们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第三天，大姑带我们去游览了老虎滩公园。在老虎滩公园，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老虎、狮子、黑熊等动物和各种美丽的珍鸟。有些动物和鸟，我们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但我们还是大饱了眼福。
第四天，大姑托人给买上了大连至烟台的三等仓船票。并准备了一些糖果、点心、干海产品等礼物，还将一些旧衣服装了一提包。大姑还将一台新买的还没拆封的鹰轮牌缝纫机，让我们带回家。
晚饭后，大姑和两个女儿送我们去了大连港。在上船前，大姑又和我们亲热地说了一些话。我们也紧握着大姑的手久久不愿离开。直到快开船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和大姑及两个表妹告别。
我用一根竹扁担，挑着那台缝纫机和几个提包。颤颤巍巍上船下船，进站出站，乘轮船，坐火车、汽车。经过一天一夜地奔波，才在日落西山的时候回到了临朐九山。
岳母看到我们顺利从大连回来，高兴得脸上挂满了笑，并问这问那。我们都一一把大连那边亲人的情况向她细说。岳母听完，特意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犒赏我们。
第二天，岳母把带回的礼品分成好多份，一些送给邻居，一些分给孩子们。当然，我也有一份，岳母还特意将带回的那一提包旧衣服给我（我家里穷）。我将旧衣服带回家，几个妹妹把它抢着分了。因为这些衣服除颜色浅点外，布料还有七八成新。妹妹们穿着它下地干活，还是很耐磨的。
带回的那台缝纫机，就放在了岳母家。第二年我和爱人结婚，岳母将这台缝纫机作为嫁妆陪送给了我们。这台缝纫机在我家也没派上大用场，只有我偶尔用它加工个被罩、床单，换个衣服拉链，加工几双鞋垫等。
现在，这台缝纫机闲置在临朐的住宅楼里。每次回临朐时，我都看到它在卧室一角稳稳地站着。它一言不发，好像在那里静静地回顾着我们大连探亲的行程，静静地见证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作者简介:初业生，男，1957年生，山东临朐人，退休干部。退休后爱上文学，喜欢回忆回忆过去的事，并用文字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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