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此，周先生并不曾一刻忘怀他多难的故国。抗战前，中国向美方一次次订购飞机，经办人员往往不懂飞机图纸，于是就近请周先生义务代为检查。然而因为家庭的顾虑，迟迟未能成行。天真的周先生听到了这些“号召”，马上增添了勇气，打消了心中一切迷茫和矛盾，决意回国了。——这一决定，就是周先生生命的分水岭。
这便是民国真实的中国。
这是一片可怕的沙漠。科学家在这里得不到寄托的沃土，艺术家在这里沾不着滋润的雨露。有的是手令和训词、世故和人事，不少的学人和专家便在这风沙的大漠上，现实生活的八阵图中，人为的诈毒的罗网里摸索、挣扎、哀鸣，以至于倒下。
周先生是山东西南部人，哪一县已经记不清了，家境相当富裕，因此才能幸运地从家乡到达北平顺利地考入了清华大学，那时，周先生不过十六岁左右。
他的天资很高，而且又肯用功，所以成绩很好。约在民国六七年间（1917年至1918年），学校选送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周先生就是这批学生中的一个。
周先生当时觉得一切是太幸运，也太顺利了，正所谓“少年得志”。他满意地跨上了东渡的洋船，热烈地接受亲友们的礼赞，兴奋地踏上了新大陆的土地。
抵美后，他就读于世界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专攻航空工程，同样以优良的成绩毕了业，而且入了研究院，他的勤奋也有了收获，得到了博士学位。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二十多岁的周先生当时的心境是多么地快乐啊！
他本来是打算回国的，无奈当时国内的局面非常不安，军阀互相攻杀。他站在太平洋的彼岸，遥望这一片喧闹和烽烟，却步了。他沉恋着彼邦的科学环境，他挚爰着他的师友和学校，他留下了。这一留，便是长长的近二十年。
他先后担任教授和工程师的工作，后来取得了 “注册工程师”的资格，在一家飞机制造厂内任工程师，负责重要的工程。他和一位美国姑娘结了婚，先后生了三个孩子，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在长期异国情调的感染中，他的生活习惯全部“美化” 了。长期科学工作的浸渍，使他变得出奇孤僻。他疏于（甚至从不）和国人来往，家信也懒得写了，在华侨中也绝少交朋友。他学会了提琴，在弓弦的旋律中，遣送工作的疲劳。
虽然如此，周先生并不曾一刻忘怀他多难的故国。抗战前，中国向美方一次次订购飞机，经办人员往往不懂飞机图纸，于是就近请周先生义务代为检查。他率领着技术人员，拿着试验的仪表，细心地探测飞机各部的结构。他抚摸着每一架飞机的机翼和机身，像叮咛着一群远行的孩子；他想象着那些螺旋桨不久后将搏击着祖国蓝天上的白云，座舱内乘坐着祖国年轻的飞行员，他那被激动了的心，随着喧腾的马达声，不止一次地回归到久别的祖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位科学家恬静的心田沸腾了。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热情地向异国的夫人倾诉被凌辱民族的一分子胸中的积郁，如何坚决地对他的孩子们诉述祖国抗战必胜的信心。那时的周行功，沉浸在天真的兴奋中；他强烈地做着回国献身的打算，憧憬着祖国光辉的远景，希望明天……然而因为家庭的顾虑，迟迟未能成行。
正在这个时候，当局有位高级官员，不知“养病”呢，还是“考察”，也到了美国。酣游之余，顺便发表了一通谈话之类，说什么祖国需要科学家，海外青年皆应投奔祖国抗战神圣大业，云云。堂堂皇皇，慷慨激昂。天真的周先生听到了这些“号召”，马上增添了勇气，打消了心中一切迷茫和矛盾，决意回国了。
他把这些意图全盘告诉了他的妻子，说要只身回国。无疑地，她最初的反应是阻扰和挽留，甚至索性劝他申请加入美国籍；他坚定的意志却丝毫不受撼动，柔情牵不住他的归思，眼泪浇不熄他报国的烈火，他毅然抛弃了他许多年来幸福和安详的生活。——这一决定，就是周先生生命的分水岭。
分手的日子，周行功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祖国的深情，向他的妻子庄严地宣称：“中国是有希望的，比你的美国还有希望，将来和平了，我再来接你们，到美丽而可爱的中国大陆上生活去……
“祖国将以神圣的工作来欢迎我，我将努力于飞机的制造和装配工作……
“勇敢的中国空军将驾着我亲手制造的飞机去和日本人作战……”
于是，我们年轻的工程师，辛勤的科学工作者周行功先生，便抱着满心的兴奋和希望，回到他的祖国。
回到祖国后，一切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得到的一份工作就是坐办公室。他担任了航空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所属的空军指挥及管理机构）的顾问，到月终就可领到一笔不小数目的薪金。这在旁人，也许认为是最难得的幸运，最上乘的“清福”，但对于一个实际工作者的周先生，却如坐针毡。他失望极了，也痛苦极了，但他却有更多忠厚的原谅，把这一切怪现象都归罪于战时的失常。他想，以后总会好一些吧。
他一天天地等待，随后便是一次次的失望。初始，他忍耐地将痛苦深藏在心里，很少发泄出来，屡屡给他妻子写信，骗她说，这里一切都好，叫她不要挂念。但到了后来，从日常处事的交谈中，他处处表现出不安和愤懑了，同事们都把他看作狂人，或者以为他有意摆洋架子；他毫不介意这些嘲笑和冷眼。面对这一切恶意的奚落，他有点后悔，但倔强地坚持着。
他怀念工厂，怀念机器，对于连老虎钳也没有一把的办公室，无可奈何地感到厌倦。他就这样不通“人情”和“世故”，多次请求调换闵位，都没有获准。他终于被激怒了，时常在办公室内拍桌怒骂，即使是他的长官也毫不留情；长官们也是不好惹的，不久以后，这位顾向就被免职了。
在祖国的土地上，他觉得生疏了，一切都变得如此格格不入。免职后的周先生，第一次感到失业的威胁，度过顺利的半生，才真正体会到彷徨和失意。他无可避免地想到了美国的家。回去吗？不能。他不能在妻子面前证明他和他的祖国如此无用。他想回家乡，而山东的老家,早被隔断在层层的烽火里。
周先生正痛苦地彷徨在矛盾的漩涡中，却接到一份聘书，武汉大学请他做航空工程系的特约讲座。因为战火的逼近，当局又西迁了，周先生并没有与之同行，原因是一股强烈的乡愁袭击了他。山东的家人知道他回国以后，无论如何要他设法回去一趟，周先生也觉得离家20年，确实想回去看看，但事实上又无法办到。正犹疑间，武汉保卫战展开，他只好狼狈地移居四川。
其实，他是可以重入武大执教的，然而他没有。一方面他是一个实际的工作者，他的服务场所应该是工厂而不是学校，一方面自荐呢！
他只有闲住在家里。
到了这时候，周先生才真的恐慌了。
也许是饥不择食的缘故吧，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秋天，周行功登上成都县立中学高三毕业班的讲台，讲授物理课。他的脸庞已经比以前瘦削多了，失去了往日的光泽：稀疏的白发，就是他两年来屈辱生活的标志。
他以生硬的腔调，连缀着他所能搜集到的汉语词汇，许多专有科学名词只有借助于英文来表达。因此，作为一个中学生，听他的课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他的教学方法也是失败的，他喜欢在黑板上画各种复杂的图形，又喜欢举机翼剖面或空气动力为例，弄得学生不知所云，对这位博士从一开始就非常不谅解。但他的态度是诚恳而热情的，不像其他镀金博士似的故弄玄虚。及至学生了解到他可悲的处境以后，便十分同情和尊敬他了。
等到他教的那班学生毕业以后，也许校方发现了其他班级并不能接受他的教学方法的缘故，也许是一些别的什么原因，周行功便被成都县中解聘了。
他没有能耐去参加那“六腊之战”（四川各地学校每逢六月、腊月向教师下发聘书，广大教师为了生计而紧张地活动以求获聘任书），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一行买卖，周行功这下子可真失业了。他寄居在成都一家“鸡鸣早看天”之类的三等旅馆中，噙着泪水，按捺着激跳的心，向太平洋彼岸的妻子撒着瞒天的大谎：“一切都照计划进行，不用挂虑的！”可怜他的妻子，哪里想到那封来信的邮资，竟占了丈夫当时财产的1/3！
不幸中之大幸，周先生又接到了四川省立高级工业专科学校的聘书。对此他感到欣慰，立刻搬入东门外的多宝寺校址，重操粉笔生涯。
成都县中有些同学偶尔也到多宝寺去探望他，有人回忆当时的印象说，周先生因为受刺激太深，神志已经有点失态，麻木而且憔悴，眼睛呆滞无光，头发和衣服也懒于整理，房内凌乱不堪，那把提琴已经不知去向；他还在不间断地抽着劣质纸烟……
一个学期以后，他又离开了多宝寺。无疑，又是学校将他解聘，那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秋天。
这时的周行功，真的绝望到底了。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立身之所，他艰苦地和饥饿做了几个月的搏斗，失败了。他的矜持已经动摇，理想已经烟消云散，寄居在一个同事的家里也渐感不便了。更大的困难迫使倔强的周先生不得不向他的夫人投降，决定再度赴美。正当他准备向万里外的妻子呼援的时候，太平洋之战（1941年12月）爆发了。
像一个疲惫的善良生灵躲不开猛兽的追扑，周行功实在无力跨越这黑暗现实为他预设的陷阱。他举目无亲，无力反抗，只有逃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吸上了大烟。
他想用这强度的刺激来麻木自己的创伤，在烟雾的缭绕中得到片刻的恬静。这害人的毒物，却被周行功看成是一个柔善的抚慰者。
从此，周先生的生活全部翻出了轨道，蓬头垢面，半痴半狂，随身的衣物全部送进了拍卖行。
蒙在鼓里的周夫人，由于久久得不到丈夫的信息，日益加深了她的思念和疑虑，抵不过这些情绪的侵扰，她安顿好孩子们，便决定到中国来寻找他。
经过许多周折和奔波，她跑了许多路，问了许多人，终于找到了周行功。
站在她面前的，早已不是昔日的周行功了。他像一个才出狱的病囚，一个将死的乞丐。眼屎和牙垢，乱发和长须，一副憔悴的病容上，浮现着呆滞和麻木……这一切现实的迫害在他身上留下的创痕，标志出他数年所受的折磨和灾劫之沉重。长久的对望以后，两人都悲痛地哭泣了。但当他下意识上前与她握手表示亲热时，她退缩了，变得尴尬和难堪。一种倨傲民族的优越感，在她的潜意识中迸发了。
假若在当时，她想重温过去的日子，给予周行功以足够的照顾和同情，也许周行功会从此逃出罪恶的囹圄，恢复生命的活力。然而，她不，她竟吝啬于向行将没顶的丈夫撇下一个救生圈。她有比怜悯更多的憎恶，认为有一个吸大烟嗜好的丈夫，对她是一种耻辱，正像一个腐医一意责骂那无罪的患者，而忽略了去寻找造成疾病的原因。正需要抚慰和爱怜的周先生，当他从昔日的爱人的口中听到离婚的字眼时，他的心碎了，心中希望之火的余烬，顷刻之间让这雪水般冷酷的语句淹没了。他周身战栗，久久不能说话，好半天才讷讷地说出两个字：“可是……”
在人生的战场上，此后的周行功真正地变为一个孤独无援的弱者。
从那时候起，谁也无法知道他的行踪。可怜的周行功，他的名字已经在人的字典中被抹消，而过着非人的生活。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早睡的成都市民已经各自回家休息，长而直的东大街，行人稀疏，路灯暗淡，更加衬托出冷风的肃杀和古城的悲凉。一个青年人挟着一些新买的旧书向四川大学的方向走去，不时还扫视着两侧的地摊，想发现一些便宜的旧货。忽然间，他被一声悠长的叹息所吸引，顺着那传来叹息的方向看去，只见在一盏摇闪的灯下蹲着一个衣着褴褛的老人。走近一看，原来这老人是坐在一张小矮凳上，面前摆着一张矮小的方形托架。托架上有几张红色的折纸，纸旁有墨盒和毛笔，而最醒目的还是一个白色的小镜框，框内有四个歪斜的大字“相命如神”。
这位青年端详这木然不动的老人，感到似乎有点面熟，他从那如银的白发和乱须中，从那高耸的颧骨和瘦削的脸庞间，从往昔的生活中去追寻，顿时，这位青年像触了电，惊叫起来。
“周先生！ ”
“你！你是谁？”
青年介绍自己姓向，在成都县中就读时，经常在课外向周先生请教物理，现在已是四川大学数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了。
“啊！”这一声喟叹，倾诉了老人多少的辛酸，“年轻人眼力好，我呢，不中用了！”
“怎么了，老师，这……你怎么会……”学生指着他前面的摆设，满心都是疑问。
“梦，一场梦啊，没有说的，都不必说了，摊子是一个朋友的。喏，他回来了。”
“不，不，周先生！”他一把挽住老人的手，“分别这许多年，不也应该谈谈么！”
周先生没有冋答，踉跄地随他进入了附近一家茶馆。
周行功先生怀着难以抑制的悲哀，用哑涩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诉述这些年来遭遇的惨苦。
“……我抽烟，抽烟，只有抽烟。她给我的钱，不满三个月就用去了一半……后来省一点，总算一年内没有挨饿。以后便不成了，一天有时只吃一餐……忽然有一天，警察把我捉进勒戒所，我以为这下子一定死了，我想死了倒还好，闭着眼睛等，可是没有，他们又把我放了。出来没有饭吃，只好去讨。他们又不说大街上有碍市容，警察打我，送我进游民习艺所。方才那位算命的便是在习艺所认识的，他有空就教我，说这可以找钱吃饭。在习艺所生活并不比外间好过，又不能逃。后来霍乱闹得凶，一天死几个人，天气热得闷人，米又贵，他们便把我放了。不久抗战胜利，我欢喜得几夜没有睡，心想这一下可好了，起码也可以回家可是……”
老人伤心了，泪珠挂在眶边。
街上变得非常冷静，青年学生擦干泪水，站了起来。
“老师，你住在什么地方？明天好再找你。”
“啊，不不——也好，明天来这里等你。”
学生把怀里仅有的3000元摸了出来，怯怯地交给周先生。同行功没有感谢，也没有推辞这善心的馈赠。
第二天，姓向的青年约来大批好友，在茶馆等候又等候，始终没能见到周行功的踪影。
后来，据说成都盐市口刘湘铜像下有一具连鞋子也没有，衣服非常破碎的尸首，伏在严冬的冷气里。看过的朋友都说像周行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