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8日,湖北省老龄委根据办学申请正式批准建立武汉老年大学。武汉老年大学董事会于1985年3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1985年5月6日,武汉老年大学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在2014年,杜子才95岁高龄时,荣获了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授予的《中国老年教育事业终身成就奖》,成为一颗闪亮的中国“老教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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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82岁哲学大家
百岁老人杜子才。
卢纲摄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方政军、周济龙)8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百岁“老教之星”杜子才:初心不泯总是春》的报道。
红烛点燃了夕阳,晚霞映红了天际。大批老年人呼吁,希望促进老年人继续社会化,生活、生命质量有所提高,为国为家再作贡献。
在江城武汉的东湖之滨,有一位百岁高龄的老人——原武汉老年大学开创者和资深老校长、“中国老年教育事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杜子才,他用行动诠释了这一重要观念和价值的实践。他领军的我国最早的老年大学之一——武汉老年大学,以创办早、规模大、成绩显著闻名全国,成为我国老年教育的领头雁和示范点,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在武汉发布了杜子才等起草的“确保老年人受到教育”的《武汉宣言》,得到国际组织和友人的高度评价。
人生几许休相问,不泯童心总是春。
（小标题）“老马已知黄昏近,不用扬鞭自奋蹄”
“巍巍江城,黄鹤高飞,扬子奔流,欢腾三镇,老年学府,和谐校园,温馨绿洲,求是创新,团结奉献,阔步前进放歌喉,同学们,抖擞精神,再写春秋!”
这首由杜子才作词、老红军音乐家莎莱作曲的《武汉老年大学之歌》,至今已走过34年不平凡的历程。
说起武汉老年大学的艰辛创建,老校长杜子才娓娓道出一串串故事。
1984年秋,武汉有几位退居二线的老领导和离退休老同志怀着对“秋天”的思考和对老年教育的追求,率先提出依靠老年人自己的力量兴办老年大学的创意。经老领导们一致举荐,拟请杜子才担纲创建。
“人生易老心难老,喜看晚霞映楚天。”时年64岁的杜子才像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辞别了正在北京参与组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领导工作,于1985年1月回汉,立即投入到创建老年大学的筹备工作中。
杜子才马不停蹄担使命,出手要抓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向上级领导机关积极申请开办老年大学。1985年2月8日,湖北省老龄委根据办学申请正式批准建立武汉老年大学。
批文下来了,但一无校舍,二无经费,三无工作人员。这没有难倒杜子才。他借用汉口一所学校大门,在大门上挂了块“武汉老年大学”的牌子,率领一批离退休干部,广泛联络一批热心老年公益事业的同龄人为创建老年大学充当急先锋。
“老马已知黄昏近,不用扬鞭自奋蹄”,杜子才带领他的创业团队奔走在武汉三镇的街道上,聚集在市文化俱乐部的树荫下,自掏腰包开始了老年大学的艰辛创建。当时学校下无寸土,上无片瓦,最早的招生处设在六渡桥小学里,但因桌椅太小,只好借用传达室作为学员报名注册点。他们将游人坐的靠背椅作为仅有的“办公室”,利用露天茶座当作校务会议的“会场”,把身上挎的手提包作为流动的“文件资料柜”……
杜老带领工作团队诚邀武汉地区党、政、军、民、学诸方面十几位离退休的专家、学者、教授和干部共商办学事宜。大家认为,我国老年教育尚未纳入国家办学体系,学员主要对象是老干部来校填补知识、老教授来校换位求师、老军人来校休戍从文、老工人来校挥毫泼墨、老农民来校学技争富。面对“全纳式”学员对象,老年教育迫切需要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携手共建。
于是,杜子才决定立即争取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校董事会,以加强对学校的领导,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武汉老年大学董事会于1985年3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正式委任杜子才为校长和其他几位副校长。会上通过了包含12条工作细则的《武汉老年大学章程》。
由此,武汉老年大学得到了武汉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市财政局提供了必要的办学经费,市编委批准了人员编制,市教委、老龄委、老干局、人事局、工会和妇联等许多部门和组织,都根据各自业务范围给予支持,确保了学校工作的有效开展。
1985年5月6日,武汉老年大学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200多位两鬓斑白的老人,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武汉市文化俱乐部,参加武汉老年学府的首届开学典礼。
至此,杜子才工作团队关于“秋天”的思考终于变成现实。
武汉老年大学现有各类性能先进的电脑、钢琴、电子琴、古筝等教学设备2000余台(套)。两个校区校舍总面积1.3万余平米,教室50间,其中计算机专用教室5间,钢琴教室4间,古筝、扬琴、电子琴、人像摄影、烹饪、书画、服装与设计、中医推拿、舞蹈体育等专用教室22间,建有现代化多功能学术报告厅2间,学员作品展示厅2间,可满足600人同时开展讲座、展演等活动。
学校成立了武汉老年教育研究会,并创刊《老年教育研究》《武汉老年大学报》刊物,撰写各类研究文章2400多篇,其中,有近千篇在全国或国际学术会上交流、获奖,并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期刊、文集上发表。
武汉老年大学的创建和办学实践,像滚滚春潮涌动,带动了全市分校的蓬勃兴起。目前,武汉市现有各级各类老年大学、老年学校2238所,其中有省市区和高校、大单位老年大学36所；全市街(乡镇场)162个,建立老年学校190所,建校率近100%；社区(村组)3134个,建立老年学校或教学点2012个,建校率达64.2%。参与各类老年学校学习和活动的人数29.0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6.3%。这个发展速度目前在全国排在前列。
（小标题）烽火岁月:创办进步学生导报,继承红岩战友遗志
杜子才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是个有名的“工作狂”。
他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学识渊博,英语流利,思维敏捷,不失长者气度和学者风范。1989年11月21日至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武汉市召开的老年教育研讨会上,杜子才在大会上的主题发言引起国际代表浓厚兴趣,他从中国老年文化的变迁到政府支持下的老年教育组织方式侃侃而谈,呼吁要把老年人从家庭引向社会,从低文化引向科学,从较低情感引向高情感,把老年人的学习从自发引向自觉,将精神状态从消极引向积极。
杜老认为老年大学的教育目的是促进老年人综合素质,让他们参与社会发展,致力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和国家兴盛,做新社会、新时代的新型老人。
杜子才在武汉老年大学校长任期内先后参加了在加拿大、墨西哥、法国、马耳他、瑞士、德国、巴西等地召开的有关老年教育的国际会议,在国际论坛上他都发表了自己撰写的学术论文,有时还用英语演讲。
在中国老年教育界任职期间,杜老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颇丰,约有100多万字有关老年教育的论述先后以《中国老年教育文集》和《坚持积极老年教育观》为书名公开出版发行。
在2014年,杜子才95岁高龄时,荣获了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授予的《中国老年教育事业终身成就奖》,成为一颗闪亮的中国“老教之星”。
杜子才的儿子杜佐农说,“父亲作为一名老党员,一丝不苟,事必躬亲,所有的文稿自已写,提纲自已拟,不分昼夜,努力作为,真正活到老学到老乐到老。”
老“布尔什维克”杜子才,马不停蹄一直在奔跑。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杜子才就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户农家(原沔阳县仙桃镇)。他从小读过私塾、当过放牛娃、干过农活。在人生意义的探索和对当时黑暗社会的观察中,很快接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于1940年10月17日入党。
1941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后,杜子才与陈以文、魏世桢三人自发组成一个党小组秘密地活动在复旦校园里。他们一方面认真学好功课,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当时重庆复旦分校较为有利的小环境,公开发行《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以及马列著作与进步书刊,建立开展各种社团活动。杜子才当时和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胡作霖(1949年牺牲于渣滓洞)在新闻系成立了“新闻学会”。在中共南方局复旦地下“据点”和陈望道系主任、周谷城教授的支持掩护下,新闻系进步力量逐步崛起。
1943年下学期,在中共南方局复旦“据点”的指导下,杜子才又参与建立了“十月同盟”地下组织,统筹协调全校进步活动。抗战后期,他和学生会决心自办报刊,自筹资金、自己撰稿、自己编辑、自办发行。杜子才的办报思路和想法深受复旦的陈以文、魏世桢和中央大学的仓孝和等一批同学的赞同鼓励,仅用一两个月时间,《中国学生导报》社就在复旦校园里破土而出。
著名教授李瑞良先生编审编著的《中国出版编年史》增订版的《中国学生导报》条目指出“《导报》的编辑出版,显示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延续与发展,发挥了近代报纸的战斗作用。”
《中国学生导报》社成立会后,及时得到了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直接领导。青年组长刘光同志对“中导”工作给予了具体指导,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多次肯定,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1946年杜子才奉命从重庆、上海的公开活动转移到武汉地下工作之时。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初春,在内迁的复旦大学就要复员回上海的前夕,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研究决定:《中国学生导报》社在上海设总社,在重庆设分社。杜子才任总社社长,陈以文任总社副社长兼任重庆分社社长。《中国学生导报》分别出版沪版和渝版。同年5月中旬,杜子才赶到上海赴任,陈以文暂留重庆工作。
但就在此时,国民党疯狂地发动全面内战,加紧了对民主运动和进步人士的镇压和迫害,沪版《中国学生导报》被迫停刊,在沪的“中导”社员由南方局青年组另作安排。
此时,杜子才因在重庆和上海的积极活动,早被敌特注意。于是在同年9月奉党组织之命转移到武汉进行地下工作,参与准备和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
据卜林、罗紫同志在《最后的斗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中回忆,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特务看守所长李磊、管理组长徐贵林从渣滓洞男牢房提出了陈以文、杨虞裳,从女牢房提出了江竹筠(江姐)、李青林等。这29名英勇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走向刑场,他们高呼口号,在中美合作所的电台岚垭慷慨就义。
解放后,杜子才找到了陈以文烈士尚未成年的妹妹以芳,不仅资助她读完大学,还把自己的儿子佐工改名为佐文,以志终身纪念。杜子才深情地说:“70年来,以文的身影总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总想着,他活着多好,为有忠魂昭日月,九州处处开红梅,红岩精神将激励和鼓舞千千万万个后来人。”
解放战争时期,杜子才曾任中共武汉市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书记。建国前夕,任职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
杜子才的长子杜众现年72岁,回忆父亲平常的教导,杜众说,父亲从不自夸、显摆自己的经历、成绩和贡献。有些事他们还是从父亲及战友的回忆录中得知。“他经常以自己的亲密战友、知交好友、老领导和同事的革命精神、优秀品德、勤奋学习的感人事迹陶冶我们成长。父亲总是说,英烈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的今天,他们未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有责任去完成。”
现年百岁的杜老,每天用iPad上网关心国家大事,在东湖边快走40分钟锻炼身体,树立了一个不忘初心、积极向上的人生榜样。当问到健康长寿的秘诀时,杜老说忘记年龄,不断做事。
灿烂的晚霞映红了天际,燃烧激情的老人仿佛是一首优美的诗,是一曲舒缓的歌,一幅恬静的画；有人说,杜子才先生就是一部世纪历史的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和国建设的见证人,他延伸着璀璨的青春神韵,展现着智慧的暮年秋色。（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