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数年之间，竟然有近一半宗族成员都因感染伤寒而不幸丧生。在瘟疫所到之处，不同阶层的遭遇其实多有差异。就在曹氏父子身边，便有不少人相继罹难。曹植和他们有过密切的交游酬赠，面对昔日友朋在瘟疫中接连逝没，在黯然神伤之际想必也会陷入无边的恐惧之中。
曹植感真赋?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岁末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尽管在《后汉书·献帝纪》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是岁大疫”，对其所导致的人员伤亡及社会危害并没有任何具体描述，可是那些劫后幸存者回想起那段梦魇般的经历来依然心有余悸刚刚进号为魏王不久的曹操在疫情过后立即颁布《赡给灾民令》，说起“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为此深表哀痛忧虑，因而大力推行诸多措施，以便及时赈济疫区灾民曹操之子曹植更是特意撰写了一篇《说疫气》，虽然现存的仅是收录在宋人所编《太平御览》中的部分片段，但仍从亲历者的独特视角提供了触目惊心的观察和发人深省的思考，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曹植感真赋?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曹植感真赋
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岁末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尽管在《后汉书·献帝纪》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是岁大疫”，对其所导致的人员伤亡及社会危害并没有任何具体描述，可是那些劫后幸存者回想起那段梦魇般的经历来依然心有余悸。刚刚进号为魏王不久的曹操在疫情过后立即颁布《赡给灾民令》，说起“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为此深表哀痛忧虑，因而大力推行诸多措施，以便及时赈济疫区灾民。曹操之子曹植更是特意撰写了一篇《说疫气》，虽然现存的仅是收录在宋人所编《太平御览》中的部分片段，但仍从亲历者的独特视角提供了触目惊心的观察和发人深省的思考。
曹植笔下“疠气流行”时惨绝人寰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无妄之灾的忽然降临，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旋即深陷亲人染疫离世后的悲恸和无助之中，甚至还出现了满门阖族无一孑遗的恐怖场景。这并不是耸人听闻的诬枉夸饰，而是对疫情大肆蔓延的如实记录。
可资参证的尚有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的一段沉痛回忆：“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在短短数年之间，竟然有近一半宗族成员都因感染伤寒而不幸丧生。张仲景提到的伤寒疫情发生在建安纪元的前期，不难推想此时笼罩在新一轮阴影之下的人们，在张皇失措时还要不断承受由惨痛记忆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
在瘟疫所到之处，不同阶层的遭遇其实多有差异。曹植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矣。”在死亡线上绝望挣扎的绝大部分都是生活困顿、衣食无着的底层民众，那些轻裘肥马、钟鸣鼎食的权贵豪门则很少会受到疫病侵袭。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在缺乏有效诊疗手段的情况下，保持人际距离以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以及增加营养摄入以提高个人免疫能力，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举措，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些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当然在灾疫突袭而来时，每个人实际上又是平等的。就在曹氏父子身边，便有不少人相继罹难。两年后，曹植的兄长曹丕在《与吴质书》中依然难以抑制内心的伤痛，悲叹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徐幹、陈琳、应瑒、刘桢这些著名的邺下文士都死于这场瘟疫。曹植和他们有过密切的交游酬赠，面对昔日友朋在瘟疫中接连逝没，在黯然神伤之际想必也会陷入无边的恐惧之中。
恐惧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对瘟疫的一无所知，由此妄加推断揣测，产生种种非理性的行为。曹植在文中就提到，“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以至“愚民悬符厌之”。古人习惯将各种灾祸疾疫归咎于鬼神作祟，希冀能够通过禁咒、符箓等方式驱邪避难。《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杂占》类曾著录过“《执不祥劾鬼物》八卷”，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就指出东汉时麹圣卿、寿光侯、费长房等人都擅长“劾鬼物之术”。东汉时道教方术的流传盛行，又进一步推波助澜。《太平经·长存符图第一百二十八》大力宣扬“守之积久，天医自下，百病悉除，因得老寿”，对身处绝境的底层民众无疑极具吸引力。所以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才会痛斥，一旦灾疫来临，人们往往“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导致错失救治的良机。
可惜这种错谬观念源远流长，此后居然还一直延续着。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遐览》里提到过《治百病符》十卷、《厌怪符》十卷等，认为借此“可以却鬼辟邪”。葛洪兼擅医术，在其《肘后备急方·救卒中恶死方第一》竟还认为濒临死境是因为“有鬼神于其间，故亦可以符术而获济者”。甚至到了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禁经》里仍在说：“是以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术也。”在敦煌出土的一些唐代卷子中，还能看到不少用于治疗疾疫的符箓。
曹植对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却不以为然，认为悬挂符箓以求厌胜的行为“亦可笑也”，并无任何实际效用。他后来在《辩道论》中对“神仙之书，道家之言”同样嗤之以鼻，判定“其为虚妄，甚矣哉”，还说“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可见曹氏父子在这方面头脑还是极其清醒的。
曹植最终强调 “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将这次瘟疫爆发的原因归结为阴阳失调、节序紊乱，这其实和传统医学注重燮理阴阳、法天顺时的基本理念一脉相承。
四百年后隋代巢元方等编撰《诸病源候论》，首次将疫疠列为专题予以深入研讨，同样认为这类病症“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阴阳受病，会同表里，须明识患源，不得妄攻汤艾”。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诊断意见显然多有可商之处，但也情有可原而不必求全责备。更值得重视的是曹植通过自己客观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昭示着人们在灾难降临的那一刻，最应该做的就是：摆脱恐惧，祛除迷信，尊重事实，相信医学。（杨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