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于2009年的《发现少校》，主角是参加抗战的老兵赵振英，现年101岁。事实上，除了参加印缅战区的战斗，赵振英老人还参与了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的日军投降仪式。当时已是警卫营营长的赵振英，负责投降仪式的现场安全保卫。最后上面下发文件：因证据不足，不足以论罪科刑。尽管这些年，国内政府对于中国远征军，以及国军抗战老兵的身份都给予了高度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归国的远征军抗战老兵，遭受过长久的不公。
在今天之前，有一个问题时常困扰小编，那就是：
我们为什么喜欢看电影，电影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
对于电影的「启示」，马丁·斯科塞斯曾说：
电影能够唤醒公众意识，在精神方面人们需要享有共同的记忆，电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终极的答案，但电影唤醒「共同的记忆」的属性，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牵引着我们进入电影的世界。
关于共同的记忆，纪录片往往走的更远——
《发现少校》
这部纪录片有着和主体人物相悖的名字，一个少校级别的军官，是不需要用「发现」的，但这个少校不同。
拍摄于2009年的《发现少校》，主角是参加抗战的老兵赵振英，现年101岁。
关于他的故事，事关一段在一定意义上被「尘封」的历史：中国远征军。
而赵振英老人，就像是那段历史中的一个「细节」。
形容赵振英老人是这段历史中「细节」，并非否定人的个体属性，而是除他之外，这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和赵振英一样的中国人。
其中的大多数，躺在国殇墓园，躺在无名冢里…
1937年，卢沟桥事变。
年方二十的赵振英在北京，他正忙于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日本人的到来，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轨迹，赵振英也逃不过。
时局动荡，考大学根本不可能了，但推动赵振英参军的，是一种极其难咽的滋味，亡国奴的滋味。
一天早晨，赵振英骑着自行车到一个公园去念英文，把自行车存在公园门口存车处，等他准备离开时，来了一个日本宪兵。
日本宪兵叽里呱啦的向他大吼大叫，大意是赵振英不能在这骑自行车，他看赵振英好像不服气，跟他比手画脚的。
他就狠狠的打了我一个，在我左边打了一个嘴巴，所以我，从那我知道亡国奴的滋味是非常不好，不好受的。
这也是让我早一点参加抗日的一个，一个因素吧。
1937年7月23号，赵振英乘坐北京西站发出的最后一班列车逃出北京，参与到成千上万抗日队伍的浪潮之中。
抗日是救国图存，是离家舍业，构筑家园防线。
江西星子县，庐山脚下，中央陆军中央官学校特别训练班，赵振英到这里接受步兵队的军事训练。
1939年春天，赵振英来到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十四师当参谋。
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役之后，中国的防线在逐步被日本蚕食，为了切断对中国的援助物资，从大连到海南，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上边境线。
剩下的，只有东南亚的陆路交通，运用辎重卡车运输援助物资了。
而出兵东南亚的日本，最重要的军事目的之一，就是彻底的让中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占领缅甸，封锁滇缅公路。
1942年，中国远征军挺进缅甸，开始对日作战，不同的前线，同样的残酷。
这是一场跨国战斗，又称中缅印战区（CBI）。
一同参与到缅甸战场的，还有不少来自美国的军人，约翰·葛顿南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日本刚刚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而保障中国战场的后勤补给，实则是拖住日本陷在中国的正面战场里。
漫长而残酷的战斗，让同在一个师部的美国人和赵振英这些来自中国的军人，建立了友谊。
战争结束之后，约翰·葛顿南拿着军队发的小红本，让战友们签名留念，赵振英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珍贵的照片。
就是这些合照，让远在深圳的晏欢狂喜不已。
晏欢，是抗日名将潘裕昆的后人，对于那个战场上的故事，他有着特殊的情节。
一直以来，他苦寻关于那里的细节而不得，直到约翰·葛顿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尼尔·葛顿南在2000年左右把父亲在战争中保存下载的照片等物品上传到网络。
让晏欢欣喜的是，这些照片，他从来没有在国内见过，照片上的很多面孔，是那么「陌生」。
出于情怀，出于对历史细节的查证，晏欢开始了一场寻找照片中的战争幸存者之旅。
时隔多年，物是人非。
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政治风波之后，很多照片中的人，已经很难查寻。
直到晏欢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对方看了晏欢转载自尼尔·葛顿南的照片和小红本签名，自称是幸存者后人。
晏欢半信半疑，但对方称老爷子还活着，身体健康着呢。
老爷子，就是赵振英，当年和约翰·葛顿南在同一个师部，并且成为好朋友。
于是，一根从美国至深圳再到北京的红线，连接起来。
晏欢前后多次前往北京，确认赵振英老人就是小红本上的签名人，并且带着尼尔·葛顿南来到位于北京的赵老家中。
见到自己父亲的战友，尼尔激动不已。
同样的战争英雄，不同的战后命运。
约翰·葛顿南在战争结束后荣归故里，倍受家乡人们的爱护，当了十年镇长，安然度过晚年。
而对赵振英来说，那段过去，却是自己的「丑历史」。
事实上，除了参加印缅战区的战斗，赵振英老人还参与了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的日军投降仪式。
当时已是警卫营营长的赵振英，负责投降仪式的现场安全保卫。
这些过去的荣耀，被尘封了65年。
日本投降之后，赵振英老人不想参加内战，想尽办法脱离部队，目标是参加考试，前往迟到的大学。
1947年，赵振英和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的宋玉歧结婚，其后考进南京大学。
文革浩劫中，赵振英被判反革命罪，刑期是二十年。
备受街坊邻居的指点谩骂，多次搬家之后，妻子为了保护孩子和家人，和赵振英「离婚」。
受尽煎熬之后，文革的第一批特赦人员里，就有赵振英的名字。
但赵振英倔强，罪名不清，他拒绝接受特赦。
最后上面下发文件：因证据不足，不足以论罪科刑。
出狱后，赵振英和妻子复婚，工作也办理了退休，自此以后，再不敢提过去。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子，都只是知道他当过兵，但不知道具体做过什么。
妻子去世之后，赵振英倍感孤独，常常对着妻子的遗照念叨，他渴望自己早日和妻子在另一个世界再聚。
对着镜头，赵振英说：
我跟你们说实在的，我不愿意留在这大地上，因为这大地，对我实在是太…我怎么说呢，太坷（苛）了。
太苛了，是赵振英参加一场战争，面对两个「前线」的人生。
赵振英说的话，总是让我想起以前看的另一部纪录片，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之中国远征军》。
在那部纪录片里，其中一位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幸存者，远征军老兵刘桂英老人被问及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她曾说没有遗憾，但：
《发现少校》的出品人之一，也是该纪录片的前身《寻找上校》的导演邓康延曾说：
历史总是在反反复复中丢失了许多细节，但有时候，细节却决定了我们怎样去记录历史。
是啊，我们总是「丢失细节」，但丢失历史的细节，会让很多人凉了热心。
尽管这些年，国内政府对于中国远征军，以及国军抗战老兵的身份都给予了高度认可。
《寻找上校》《发现上校》《凤凰大视野：中国远征军》以及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关于中国远征军的纪录片，都对那段历史进行了重新回顾。
看这些记录片的时候，对于「共同的回忆」，才知道为什么康洪雷拍《我的团长我的团》之后，用了四年才「走出阴影」。
那些照片上「陌生的」面孔，是被遗忘的面孔；
那些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是发生在「亲人」身上的故事。
我们有理由相信，近代被侵略的战争中，参与抵抗运动的老兵，尤其是抗战老兵，不分党派，都是无比热忱而优秀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归国的远征军抗战老兵，遭受过长久的不公。
对于历史的「细节」，我们总是「健忘」。
赵振英老人已经101岁了，他和那些飘荡在缅甸野人山，那些死于「密支那绞肉机」战场的英魂，还能被我们记住多久呢？
文章来源丨电影天堂（ID：dianyingnews）
「 关注剧角 」
搜索 剧角映画 或 magilm_forever
关于电影，你总想知道更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