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认为，把“床”训为坐卧之具是不对的。以此看来，床又作“井栏”似是确凿无疑的。据“井栏论”者讲，所谓井栏，并非在井周围立的栅栏，而是井口上凸起于地平面的部分，作固井之用。金瓶是盛水之具，素绠是提水之绳，这是无疑问的。李贺的《后园凿井歌》印证了这个推断。不仅从物证和诗学上可以证实彼说不能成立，从语言学上亦可驳之。床有多种形制，胡床是其中之一。草堂共三间，以两根梁柱分隔，中为厅堂，两侧为室。
引自 朝花时文
文/ 李佳怡
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简单上口，妇孺皆能成诵，是以千余年来流传不衰。
时至今日，这首本来极简单的诗，因为一个“床”字，变得不那么简单起来。
传统注解，“床”即坐卧之具。李白夜不能寐，在床上辗转反侧，看到月光透窗而入，洒于地下，明若严霜，抬起头看看月亮，然后低头思念起了故乡。
有论者认为，把“床”训为坐卧之具是不对的。他们说唐代窗子很小，而床腿又很低，月光是照不到床前的，李白躺在床上也没法看到月亮。他们说此“床”应为“井栏”。李白并非在黑乎乎的房间里躺卧，而是在院子里散步，看到井栏前月光如霜，于是抬头看看月亮，低头想想家乡。他们认为这样解释才合乎逻辑。而李白诗中凡与“床”有关的诗，只要“床”字单用，全部都是指井栏。比如“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在房间里怎么能骑着竹马绕床弄青梅呢？所以应该是围着院子里的井玩耍。
最早将“床”与井栏联系起来的，是元代的熊忠。他在他的著作《韵会》里说：“唐人谓井栏为银床。”明初《洪武正韵》与清代《康熙字典》因袭其说。《康熙字典》更举例曰：“后园凿井银作床。”以此看来，床又作“井栏”似是确凿无疑的。
然而奇怪的是，比这几部韵书更早的《广韵》和《集韵》，却俱无此条义项。《广韵》与《集韵》俱为北宋官方编修之音韵学著作，其去唐代更近（而宋以前的音韵著作俱已佚亡），却何以将这么重要的一条义项反复无视呢？
原因恐怕有二：其一，宋人治学态度没有后人严谨；其二，宋人根本没认为“床”又是井栏。
就算认为“床”又训为“井栏”的人，恐怕也不敢不作辩议便非议宋代学者的学风。那么，是不是第二个原因，宋人并不认为“床”是井栏呢？
据“井栏论”者讲，所谓井栏，并非在井周围立的栅栏，而是井口上凸起于地平面的部分，作固井之用。而这个“井栏”，就是唐朝人所谓的“银床”。
那么问题又来了：井栏弄这么高，安全诚然，但是怎么汲水？难道古人长大以后，一个个身高一丈开外？抑或每次打水都要搬张梯子，颤巍巍登梯以汲？
所以，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就算许进雄先生辈真的看到了那么高的上古井栏，也必然是因年代久远，井周地貌发生的变化，比如土层挖移，以至井栏高突了。否则打个水跟打仗似的，这种生活谁受得了。
那么，“床”到底是井栏吗？我们再看看《康熙字典》举以为例的那句诗：“后园凿井银作床”。此诗出自《乐府诗集·舞曲歌辞·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金瓶是盛水之具，素绠是提水之绳，这是无疑问的。可是，如果“床”不是指井栏，那么从这句诗里还看不出到底应该是什么。
还好古诗中相似的句子还有很多。譬如梁简文帝《双桐生空井》：“还看稚子照，银床系辘轳。”又，后蜀花蕊夫人《宫词》：“鸡人报晓传三唱，玉井金床转辘轳。”从这两句诗来看，所谓“银床”，还真不是井栏，而是安放辘轳的轴。
李贺的《后园凿井歌》印证了这个推断。诗中有句：“井上辘轳床上转。水声繁，弦声浅。”井上头的辘轳在“床”上头转，不是插辘轳的轴是什么？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康熙字典》引证的那句诗：“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以银色的物体作辘轳轴，套上素绠，系上金瓶，摇到井下去打水，在逻辑与情境上岂非更通顺？
所以，“银床”之称，并非唐人才有。唐人所谓的“银床”，指的是辘轳轴，而根本不是井栏。宋人没有那样写，是完全正确的。熊忠治学不够精严，轻谓“唐人以井栏为银床”。所可怪者，《洪武正韵》与《康熙字典》都是国家大型文化工程，编撰者都是当世宿学，居然以讹传讹。可为一叹！
既然“床”不是井栏，那么《静夜思》所谓井边月光之说，也就不能成立了。
不仅从物证和诗学上可以证实彼说不能成立，从语言学上亦可驳之。“床前明月光”的“前”是方位介词，只能用在面向性比较强的事物之前，比如朝向明确的房屋、靠壁陈设的器物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房前”，可以说“桌子前”，可以说“门前”。但如果是没有明确面向性的事物，比如桌子上一个圆溜溜的苹果，或者庭院里一张小圆桌，就只能说“苹果旁”“圆桌边”，而不能说“苹果前”“圆桌前”。
再来看看“床前明月光”。如果把床理解为坐卧之具，靠墙而放，那么说“床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如果是井栏呢？井栏一围之大，独处庭院之中，请问哪一面才是“井前”？且井周四面八方皆有明月普照，怎可能只有“井栏前”才有明月光？所以，以“床”为“井栏”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
马未都认为“床”诚然不是“井栏”，但却是胡床。李白挺在房间内的床上的确无法对月生情，所以李大师事实上是提了张胡床，悠闲地坐在庭院里，看看床前的满地月光，再想想家里的老婆孩子。他说这样看上去才更有诗意。
至于胡床规制，马先生说好比是现在的马扎，方便易携带，所以李白要搬着它去庭院里看月亮是累不到的。
床有多种形制，胡床是其中之一。李白诗作中是胡床的都会写明，比如“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再如“庾公爱秋月，乘兴坐胡床”。但此诗中李白并未明说是什么床，马先生又何所据而认定是胡床呢？
胡床
退一步说，就算是胡床，李白要在庭院里散散步看会儿月亮，还需要搬个小马扎？如果要说诗意的话，在满院月色下缓步空庭更具情境，还是搬个小马扎坐那儿发呆更有诗意？再说，一个小马扎摆在庭院里，哪是前哪是后？就算硬指个前后，难道也只有马扎前才有月光？李大师坐在马扎上，面对满庭清辉，却只对“马扎前的月光”有感？
不懂诗、也不会写诗的人妄谈诗境，往往只能想象其表面，而不明白其中的物我情景与感怀逻辑。比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难道歌声仅仅围着屋梁转来转去吗？外行人谈诗，往往犯这种生搬逻辑的毛病。这正如他们认为诗人在房间里不会有诗意，也不可能看到月亮一样，一切都是想当然。
可是，唐朝的房子窗户真的很高很小，而床腿又很低，所以月光照不到床前，诗人也看不到月亮吗？
事实上，唐朝的窗户并不小！唐朝建筑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雄阔，唐朝国力雄浑，人们也气派颇足，喜欢住大房子。不仅宫廷大户如此，平民居舍亦求轩敞。白居易曾在庐山造一所草堂，临时憩居。房子很简朴，“三间两柱，二室四牖”（《草堂记》）。草堂共三间，以两根梁柱分隔，中为厅堂，两侧为室。两室共有四个窗子。每室两窗，已然不少。而唐朝的窗子，最具特点、也最普遍的是直棂窗，即以竖格的木条为窗棂。唐朝建筑以木为主，所以窗子是比较大的。国内现在已基本没有唐朝农居遗建，但日本奈良基本上是按照唐朝的建筑格式建造的，至今尚有许多遗存，可以一窥唐朝建筑风格之一斑，同时也就知道唐朝的窗户到底小不小了。
至于床，中国人使用的历史极早。许慎《说文解字》：“床，身之安也。”就是坐卧之具。《易·剥卦》：“剥床以足。”说明殷商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床，而且是有足的。但是此时的足比较短，汉魏之前，中国人习惯席地坐卧，床是一种比席簟更高一点的家具。那时床的功能很多，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包括朝堂之上。《晋书》：“武帝会宴。卫瓘以手抚帝床曰：‘此座可惜’。”可知在晋代，皇帝会宴大臣，还是坐在床上。随着南北朝五胡乱华，胡人的生活方式渗透入汉人中来，汉人的床腿也开始越来越高了。到了唐代，有着鲜卑血统的李氏帝国的床，也高得跟现在差不多了。
于是，某一天晚上，月光透过窗子，照到卧床之前，在房间内黑暗的衬托下明白如霜。四方漫游、流窜天下的李白大师忽然夜不能眠，于是拥被而坐，或者披衣下床，隔窗望着夜空中那轮明月，一时乡愁勃发，若有郁郁不胜之感。于是乎，脍炙人口的《静夜思》就诞生了。
（刊于2019年5月9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品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