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以来，随着三星堆遗址公布最新考古发掘成果，一件件最新出土的文物再次让世人震惊不已。三星堆考古发现如此引人注目，其重大意义毋庸置疑。他还是波士顿大学亚洲文化遗产研究计划主任，并参与编订阻止中国文物被走私到美国的“中国文物红色名录”。2021年3月1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利用电脑现场查看新发现的象牙雕，并进行记录。三星堆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局面。
6月13日以来，随着三星堆遗址公布最新考古发掘成果，一件件最新出土的文物再次让世人震惊不已。
三星堆考古发现如此引人注目，其重大意义毋庸置疑。
2022年6月16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在查看拼对成功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图｜新华社
那么三星堆还能给世人带来多少惊喜？三星堆新发现对考古学意味着什么？
围绕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和美国考古学界对此的看法，库叔曾专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学和艺术史教授洛萨·冯·法尔肯豪森(Lothar von Falkenhausen，汉名罗泰)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考古学教授罗万·弗拉德（Rowan Flad，汉名傅罗文）和波士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职副教授（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罗伯特·穆罗韦克（Robert Murowchick，汉名慕容杰）。
这三位学者长期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他们一致认为，考古学是一门“慢科学”，考古发现只是不完整的信息。而三星堆考古发掘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和了解三星堆新发现需要时间。他们还期待未来在长江流域更多地点，有更多令人兴奋的考古发现。
文｜ 徐剑梅 瞭望智库驻休斯敦研究员
编辑｜蒲海燕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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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星堆考古发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学和艺术史教授洛萨·冯·法尔肯豪森是哈佛人类学博士，长期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曾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文化资产咨询委员会任职，所著《孔子时代 (公元前1000-250年):考古证据》曾获美国考古学会图书奖。
2022年5月12日，三星堆博物馆藏的铜人面具。图｜新华社
在曾7次到访过三星堆的法尔肯豪森看来，三星堆新发现“非常重要”，“是考古研究历史上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三星堆考古发现是如此引人注目、重要和独特，不需要做太多说服工作就能让人们意识到研究它的必要性。
他说，三星堆在许多重要方面都独一无二：
三星堆某些出土文物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和东亚都前所未有。
这表明，当时的三星堆居民可能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宗教信仰和习俗仪式。目前不知道它们具体是什么，不知道三星堆人到底想什么，但从出土文物看，三星堆显然表达出某种形式的差异。
三星堆发现表明，在中华文明早期，有几个中心在同一时期运作，并且彼此之间，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联系。
例如，三星堆的青铜制造，技术上与同时期中国北方青铜制造密切相关，有很多技术细节相似。在三星堆发现的许多玉器来自新石器时代，而中国各地都有新石器时代玉器出土，有些出土地点还超越了当今中国的边界。
三星堆是一个伟大的相互联系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还可能与中国以外的地区相互联系。
这是一个复杂的、目前尚不明了的问题，但学界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而是需要大量研究，使脉络更加清晰。他期望对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的细致研究，能够就此提供新的线索。
法尔肯豪森指出，1986年中国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是一次真正革命性、突破性的考古发现，之前没人预料到。自此，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有了新的基础，能够设想未来任何新的考古发现都有可能。此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早期的四川盆地考古也取得重要成果。
虽然与1986年发现三星堆的突破性不同，但由于新的发现，人们知道仍有很多东西在等待被发掘，未来还可以期待更多令人兴奋的发现。新的考古发现拓展了人们对三星堆文化的了解，扩充了现有知识的基础，使得考古学家可以把更多有代表性的考古材料放到更广泛的背景下，进行更系统的整体性探索，了解三星堆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及其在世界古代文明起源中的重要性。
法尔肯豪森说，三星堆考古发掘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2 任何考古发现都不能被发掘两次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考古学教授罗万·弗拉德专门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复杂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多年深入四川盆地考古。他说，三星堆新发现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三个原因：
2021年10月22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大棚内的工作舱（无人机照片）。图｜新华社
一是让学界和公众重新关注三星堆。
在公众想象中，对一项考古发现重要性的理解，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的。新的重大发现激发大量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公众共同思考中华文明的起源，思考先人做了些什么，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又如何演进到今天。
二是随着考古科学水平的提高，新发现扩充了人类知识库。
不管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地，考古学家经常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所做大部分工作都是破坏性的——发掘一处遗址时，就会在这个过程中破坏它。一旦有了新发现，就再也不会发现同样的东西。换言之，任何考古发现都不能被发掘两次。
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推翻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单一观念。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家尽了最大努力来发掘和仔细记录一切，进行了出色的历史叙述和田野调查，但当时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分析水平和今天完全不同。
在从那时以来的近40年时间里，中国考古技术、考古方法和科学分析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40年前，针对动物骨骼和植物遗骸的考古学研究在中国还是空白。中国考古学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展开这些考古方法的研究，如今在这一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三星堆新发现中的丝绸残留，很可能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发现的化石中就含有，但当时没有被检测出来。
三是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中的许多细节，将增进人们对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物质文化和艺术的了解，它们对学界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探寻三星堆文化如何融入更大范围的中华文明也非常重要。
考古新发现，以“新的、高度细致的工作为这个重要遗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细节，这是了解东亚早期状态的一个重要窗口……三星堆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多元、地域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早期文化如何相互交织的认识，产生了后来被诠释为‘中华’文明的理解。”
3 期待更多令人震惊的发现
波士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职副教授罗伯特·穆罗韦克研究的领域包括中国和东南亚早期冶金发展、考古遥感以及考古与政治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还是波士顿大学亚洲文化遗产研究计划主任，并参与编订阻止中国文物被走私到美国的“中国文物红色名录”。
2021年3月10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利用电脑现场查看新发现的象牙雕，并进行记录。图｜新华社
穆罗韦克从1986年三星堆被发现时起，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三星堆考古进展。他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显然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首先，三星堆的发现表明，成都地区是中国古代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国家级社会”／文明崛起的中心。
过去，多数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集中在中国青铜时代早期华北平原即中原地区的“三代文化”（三代指夏商周），华北平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从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集中在这里，形成一种循环：对华北平原的更多研究产生更多惊人的考古发现，而这些发现又带来更多研究投入，但是没有寻找或认识到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文化发展。
三星堆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局面。突然之间，人们认识到在中国西南地区，存在另一个复杂社会早期发展的重要中心，其青铜器制造的质量和数量都十分壮观，与商朝文化旗鼓相当。但在中国古代文献里，这里只有早期的“蛮族”文化，在东周之前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其次，三星堆的发现，揭示了一种有丰富宗教信仰的文化。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三星堆新出土的青铜雕像和面具是否描绘的是神祇形象，但其青铜艺术是纯粹的当地艺术风格与至少一些间接的华北平原影响的结合，后者被加以改造以适应当地的艺术品味。三星堆许多青铜器的整体形状和装饰类似于商尊，但规格不同，受到华北平原青铜器影响，但是属于当地的创造。
再次，三星堆显示了一条跨文化接触的路线。
这条路线可能是古代长江流域东西之间的贸易路线，连接起古代四川、湖北、湖南与古代江西和安徽地区。在今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有一些和川蜀考古类似的有趣发现，它们表明，早期中华文明中可能存在广泛的远距离接触及贸易和文化的影响。
这些文化接触是否意味着贸易接触？军事征服？宗教扩张？人口流动？还是这些因素的组合？三星堆发现因而非常令人兴奋。
此外，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特别是青铜像、头像和面具，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假设它们被盗墓者挖走并从中国走私到国际艺术市场上出售，没有人会相信它们真的是中国古董，因为没人见过这样的中国文物。三星堆新发现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文物是由考古学家以科学方法从遗址中挖掘出来的，人们确切知道它们来自哪里，知道它们的出土背景和年代等。它们是迄今为止四川盆地存在未知的复杂古代文化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虽然三星堆常被描述为一个“独特”的遗址，也确实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唯一这样的遗址，但如果在未来几年在更多地点有这类发现，他不会感到惊讶。穆罗韦克列举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说：“我们应该期待在未来会有更多类似的令人震惊的发现！”
4 新发现令考古学家保持谦虚
法尔肯豪森强调，考古学是一门需要时间的慢科学，而不是一门通过观察一些惊人的新发现就能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的科学。考古学家需要进行非常认真仔细的研究，以理解这些新发现意味着什么。
2021年10月29日，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内展出时吸引众多参观者。图｜新华社
三星堆当年的发现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被中国考古学家所“消化”，在外国考古学家的知识库中还没有得到充分整合，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他预计三星堆新发现也需要很长时间让考古界真正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当然，人人皆知三星堆的新发现非常重要，但重要性具体在哪里，关于古四川、古中国以及复杂文明的崛起，这些发现究竟能提供什么信息，考古学家在得出结论前，需要时间来研究材料和证据。
弗拉德则说，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人类学研究，是在同时进行两项工作：
一项是试图把陌生的变得熟悉。
比如，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中的一些独特文物，令很多人感到陌生，在媒体上流传着可能来自外星文明的猜测和诸如此类的说法。
而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想要通过研究表明，在技术、社会、经济、仪式上，远古发生的事情是今人可以理解的，因为其中一些元素是今天的我们所熟悉的。古代物质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通过将其与我们更了解的事物进行比较来理解，其中贯穿着一种共同的人性。
另一项是把熟悉的变得陌生。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正在人们熟悉的事物中寻找和呈现“陌生”，因为有些古代事物看上去和现在一样，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真的完全一样。人们需要了解古代事物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以及那些令各种文化和文明独特而有趣的特定历史叙事。
弗拉德说不相信三星堆文化有外星人的影响，并且认为这种解释是对当时三星堆人的智慧和力量的蔑视。他说自己对三星堆考古发现的看法，是基于四川地区考古进展和四川盆地的年代变化。很多时候人们谈论外星人，是因为存在一种偏见，即认为当时的人没聪明到那种地步，这是一种消解人类复杂性的思维。
穆罗韦克认为，考古学是一门必须处理非常不完整信息的科学。
因为，只有部分古代材料得以保存和得到考古发掘。除非在特殊环境下，大多数古代有机物的遗留，如木材、纺织品和尸体，都会腐烂消失，只有耐用材料，如石头、青铜、玉石和烧制陶瓷等，能够留存下来，为后人提供一些关于它们产生于其中的文化的信息，但必须明白，它们提供的不是全部信息。
三星堆遗址也是如此，对这一遗址奇妙的发掘让人们开始了解一个以往不曾发现的文化。但是，鉴于考古发现只能提供部分信息，人们对由此产生的很多“文化之谜”没有答案。考古学家需要小心对待他们所做的假设。三星堆和许多世纪之后蜀文化之间的联系，也必须等待实际证据的证明。他也说，希望关于三星堆的媒体报道能更多关注真正的考古学，而少谈论所谓的“外星人接触”。
总而言之，三星堆这样的考古新发现，迫使考古学家保持谦虚，重新思考古代文明是如何发展的，而不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
这正是考古学工作的本质：依凭证据，发展假设，将假设与新的考古发现和数据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修正原有的想法。每一代考古学家所呈现的图景都是利用当时可以得到的数据得出的最合理结果。
在21世纪，考古学家能够获得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大量崭新、美丽而复杂的数据，从而能够以更细致入微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的过去。毫无疑问，再过50年，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发现我们此前拥有的观点变得过于简单和过时。
穆罗韦克还提到了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三星堆的发现过程让人们注意到，在中国各地，地表之下仍有具备世界级重要性的发现等待着重见天日。他期望中国加强保护不可替代的古代遗存，因为这些古代文化遗产非常脆弱，无法修复、加固或替代。一旦被破坏，中国和世界就永远失去了它们。“这种在探索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是难以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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